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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胡掣青老人支持我编写《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大事年表》

       我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学习期间，很想编写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大事年表。为此我曾经在图书馆查阅了解放初期的很多报刊和资料，但是很多资料、档案材料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流失了，更何况研究会在文革以后虽然恢复了活动，但画会的财产大部分划给了北京画院，有的资料也不知到哪里去了，所以想法归想法，但具体做起来，却一直找不到什么头绪。后来我把这个想法和我的老师薄松年先生讲了，薄老师和我说:“可以利用现有的资料，找出一些有关人员，进行走访找出线索。”当时画会刚刚复会，哪还有什么可查的资料，只有一份会员名册。我就根据这份名册，仔细研究找出有可能是画会早期会员的人员，普遍向这些老人发出了函，说明我的意思，并诚恳地向他们约稿，希望大家能提供一些中国画研究会的早期活动资料。信发出去三个月过去了，但是都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电话也拨打了无数个，工作还是毫无进展。这也难怪，这些老人大多年事已高，体弱多病，记忆也不好了，很难提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正在我感到茫然的时候，有一天下午，突然接到一个简短的电话，是北京画院的老画家、老舍先生的夫人胡絮青打来的。在电话中胡老告诉我说，她写一篇短文是有关中国画研究会的，约我去取。我一听真是喜出望外，立马赶到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十九号胡老的家里。这是二层院子的住宅，一进门有一层不太深的小院，院里有几棵柿子树。二层院子大一些，院里也有两棵树，还种了些花草，几间北房挺亮堂的。老人把我让到屋里坐下，然后取出一个信封给我，这是一个用旧信封反过来自己糊的纸袋，用毛笔楷字写着“送张守涛同志收，中国画研究会简史，胡絮青忆记一文”的字样。里面有一叠稿纸共五页，是约有一千五百字左右的一篇短文，题目是《回忆中国画研究会》。文中介绍了解放初期老舍先生出面召集老画家怎样组织了中国画研究会的具体情况，胡老在文中写到:“在我家召开的好几次筹备会都是由老舍亲自主持，参加者有著名画家于非简、胡佩衡、溥雪斋、殷伯衡、段履青、秦仲文、惠孝同等十几位老先生。之后在霞公府市文联召开会议酝酿组织机构我记得叶浅予、王雪涛等先生都参加了这次重要的会议。中国画研究会从此正式成立了，常务会由陈半丁、胡佩衡、于月滴、徐悲鸿、惠孝同、吴镜订、溥雪斋、王雪涛等著名画家组成。后来市文联派党的干部赵枫川作画会的领导人。”

        文中胡老还谈了画会成立后分组活动和画展的情况，也讲到为外交部、作协、文联、政府部门绘制出国礼品。还提到为大宾馆绘制巨幅作品，参加十三陵水库义务劳动等情况。文中还提到中国画研究会自成立之日到文化大革命停止活动期间，一直是由文联拨款作为活动经费的情况，这和我以后走访几位老画家讲的情况都是一致的。

        我看了胡絮青老人写的文章，并根据她所写的内容提出了很多具体的细节问题，她都一作答，当哪个问题讲不清时，她就会提出让我去找谁，谁可能记得更清楚一些。例如到十三陵水库义务劳动的事情，她说只记得这件事，当时由于自己没去，到底都有谁去了就记不清了。后来我根据她提供的线索又访问了赵枫川、松全森等人，知道去了有十来位画家，比较确切的有赵枫川、古一舟、周元亮、陶一清、松全森、于非简等人。当时除了参加劳动外，还画了部分作品，作为慰问品送给了工地指挥部，很多先生还画了速写，搜集了不少的创作素材。大概去了一周的时间，在十三陵大坝落成时，画会又组织画家参加了落成典礼，回来后由古一舟、周元亮、陶一清、松全森等人一起创作了《十三陵水库大坝落成典礼》的巨幅作品，据松全森回忆这幅作品还曾经在《前线》杂志上刊出。

       那次我在胡老家整整谈了一下午，足有三、四个小时，老人精神很好，总是有问必答。在谈话中她还一再提到我的老师胡佩衡，讲到胡佩衡对画会工作的帮助，也谈到了胡佩衡对她的老师齐白石先生的帮助，甚至连胡佩衡给段履青调解家庭矛盾，帮助殷伯衡解决生活困难的事她都记得，也还记得很多年前胡先生带着年幼的我到乃兹府丰盛胡同十号(即现在的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十九号)去做客的事。

        时间太长了我怕胡老累，就结束了谈话，这以后我又多次找过她，她都热心地帮我找线索，给我的编写工作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她还告诉我在八十年代初中国画研究会复会时宇文洲和古一舟曾经查到一部分画会的资料，为这事我又问过宇文洲先生和老画家徐北汀先生。徐北汀讲，画会的档案转到了北京画院，宇文洲也讲确实在画院有些资料，在复会时也的确查到了一些。根据这些线索我在宇文洲先生的帮助下开了介绍信找到北京画院党委办和资料室，经过在资料室的仔细查找，最终发现了一九五三年、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八年、一九六零年的北京中国画研究会会员人名录，一九五三年的名册上清楚地注明人会时间，并附本人标准人头像的照片和本人印鉴。并且找到了当时由画会出版的内部刊物《国画通讯》多期，这些刊物虽然不完整，但终究是当时记录下来的较为详实资料，为大事年表的编写提供了有力的根据。

      连续几年，我无数次的麻烦胡絮青老人，她总是不厌其烦地帮助我，为我提供各种线索，有些老画家还是她事先打电话替我约好，我又去走访，在这份大事年表的字里行间包含着老人无数的心血。记得有一次她患了感冒，我事先不知道，到她家后才知道她病了，我只简单把工作进展向她汇报了一下就想走。谁知她听说我要办个人画展就硬撑着非要为画展题个字，弄得我真不知如何是好，但是怎么也拦不住她。我只好扶着她，铺了一张三开的纸，磨好墨，老人很认真地写下了“锦绣山河迎晓日，奇幻烟云颂九洲”几个大字，又题“守涛山水画家画展纪念，八二老人絮青贺于丙寅年”。至今我仍珍藏着老人为我写的这篇贺辞，这不仅是一幅精美的书法作品，里面还包含着老一代艺术家对年青人的支持和期望。还有一次老人刚从北戴河回来，在北戴河一次弯腰时不慎造成了肋骨骨折，还没好利落，行动很不方便，但仍然坚持解答我提出的各种问题。有些事涉及到其它人，她还时不时地打电话核对具体情况，光给徐北汀先生打电话就谈了足有三十多分钟。徐先生在文革前一直是画会的常驻工作人员，了解的情况比较多，也是我经常走访的老画家之一。通过胡老和徐北汀等老先生的共同回忆，使我了解到中国画研究会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批准注册的第一个民众学术团体。在最初注册时为了和之前的中国画学研究会有所区别，起名为北京新中国画研究会，还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对老舍先生讲:不要用“新”字，那样不利于团结。最后定名为“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并一直沿用至今。中国美术家协会成立时的第一批会员，就是当时画会的全体会员。老先生们还回忆说，原来北京画院在刚察胡同的房子就是画会成立时的办公地点。当时党的书记赵枫川(后任北京市文化局长)及常务办公人员的工资全部由政府拨款。画会还藏有大量齐白石、陈半丁等老先生的作品，北京画院成立时一部分划拨为画院，其余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全部由画院接收一了。

      经过几年的努力，我走访了几十位年愈古稀的老画家，查阅了无数的档案资料和五、六十年代的上万份报刊，最后终于完成了《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大事年表》草稿的编写工作。在这几年中，当我感到茫然和无望时是胡絮青老人的帮助和热情点燃了我的希望，是老人不断鼓励和支持才使我把这个工作坚持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