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女作家:身为印度女性 我却更愿生在中国
帕拉维·艾雅尔:身为印度女性,我却更愿生在中国
近日,印度女作家帕拉维·艾雅尔在美国《NOEMA》杂志撰文比较中印女性生活状态,指出中国女性相较于印度女性更容易享受到医疗保健服务和受教育的机会。同时,她也对中国当代施行的一些政策和社会现象有所批评。对她的个人想法以及评述用词,观察者网不表认同,翻译本文谨供读者参考。
[文/帕拉维·艾雅尔 译/观察者网 由冠群]
纵观历史,中印两大亚洲文明的女性都有过惨痛的生活经历。在中国,年轻女孩的双脚会被扭断,然后捆绑成貌似吸引男人的形状。而在印度的某些地区,印度女性会被架上柴堆与死去的丈夫一起火葬,这种做法被称为“萨蒂”。在这两个国家,有各种俗语把女性比喻成动物,嘲笑她们的智力,甚至哀叹她们的存在,这些俗语直到现在仍在流传。
比如,有一句中国俗语是“最毒不过妇人心”。印度现存语言中有多种起源自梵文,而有一句梵文成语就警告人们不要相信“河流、有爪动物、有角动物和女人。”嫁出去的女儿在汉语里被形容为“泼出去的水”,意为没什么用了。在印度南部喀拉拉邦(该邦表面上还是印度最先进的邦之一)使用的马拉雅拉姆语中,糟糕的形势被比作“一个刚刚生出女婴的家庭。”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1990年为《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撰写了一篇被广泛引用的文章,他在文中指出,全世界有1亿多女孩失踪,这些失踪事件大多发生在印度(3700万人)和中国(4400万人)。在出生时,男孩的数量就自然多过女孩,因此,在自然条件下,每出生105个男孩就会对应出生100个女孩。但现实情况却并非如此,在那些重男轻女的国家,选择性堕胎就意味着会有数百万女孩永远不会出生,而且相对于男孩,还会有数量不成比例的女孩死于营养不良或恶劣的医疗条件。
印度警方解救的被拐卖女童 图片来源:新加坡亚洲新闻台视频
从2002年到2009年,我在中国住了七年,为印度某大报报道中国的“崛起”过程。自此期间,中印两国人最常问我的是一个既大而化之又清晰明确的问题——“哪个国家更好?”我更喜欢哪个国家呢?做一个中国人更好还是印度人更好?
如果不考虑每个人的现实生活,这几乎是一个无法笼统回答的问题。把普通中国人和广州的商业大亨混为一谈,就像把印度恒河平原的贱民(“不可接触者”)收粪工和班加罗尔的软件工程师混为一谈一样,都是错误的。考虑到有很多无法回避的限制,我拒绝被迫给出一个明确的回答,但即便如此,我也愈发(意外地)认识到,在性别问题上,我更倾向于中国而不是印度。中国女性当然生活得也不容易,但这个“不容易”却是相对的。
从赛珍珠代表作《大地》中受尽折磨的主人公阿兰,到作家张戎那位年仅2岁就被缠足的外婆(张戎在她的畅销家史《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中详细描述了这一过程),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有关中国妇女受苦受难的故事一直滋养着我的文学想象力。
因此,当我在2002年夏天抵达北京时,我立即注意到了从中国女性身上散发出的精神活力,我对此毫无思想准备。中国女性在公共场合的行为方式是不可能出现在印度大多数地区的。她们没有为了避开路过的男人而躲躲闪闪地走路。她们也不回避目光接触。她们响亮地按着自行车铃。她们时常闲逛。她们还常常硬挤到队伍前面。
例如,我发现在北京遇到一位女出租车或公交车司机的可能性要比在伦敦或洛杉矶时大得多。在我所居住的那个小区,居委会由威严的大妈们组成,她们梳着毛泽东时代的发式,随便瞅一眼就能让不守规矩的居民乖乖听话。在机场,男人们被女安检员搜身,一脸例行公事般的毫不在意表情。
中国机场的女安检员会直接走过来检查我,这与印度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印度机场的女乘客会单独排成一列走进挂有帘子的包厢,在那会有女安检员搜身检查。令我恼火的是,整个过程都是强制性的,但却只有一条女士队列,而男性队列却有好多条。
我曾经想在新德里机场抗争一下,当时女乘客排成了长长的一列,有些排队的女性还要应付吵闹的孩子,而男性队列却相对人数更少一些。于是,我提出让男性安检员检查,以加快安检速度,因为我要误机了。当时就好像我要被扒光衣服为候机乘客跳裸体舞一样。一位安检官训斥我说:“女士,这不符合印度的文化习惯。” 最终我被训的无话可说,不得不排到了女性队伍的后面。我当时多希望自己是在中国啊。
我认为中国女性拥有更多的权利,以下这些数字印证了我的这一印象。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2020年,中国成年女性(15-64岁)的劳动参与率接近60%,高于美国(56%),是印度20%这一糟糕数字的三倍。
当年我在北京的时候,那时印度女性的识字率略高于50%,而中国的女性识字率约为90%。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到2018年,印度女性识字率已经提高到了66%,但这一数字仍落后于男性识字率16个百分点。印度现在仍有大约1.86亿妇女不能用任何语言读写一个简单的句子。发人深省的是与印度形成鲜明对比的中国,中国95%以上的女性识字。
以孕产妇死亡率这一事关女性福祉的指标衡量,印度就落后中国更多了。2016-2018年间,印度每10万名女性中约有113人死于分娩并发症,而中国的这一数字是18人。
根深蒂固的性别偏见日积月累就会造成女性得不到受教育和自我实现的机会,而且久而久之,她们也就被剥夺了作为人的自我价值。除了精神损失,这还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得出结论,如果印度妇女劳动参与率达到印度男子的水平,这将使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7%。
如果女性受到重视,那她们的出生几率就会更大,而不是还未出生就被流产。而且她们还可能接受到更好的教育并拥有更健康的身体。这反过来又会提高她们家人的健康水平,并最终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为了国家的未来,培养女性并改善她们的生存状态理应比建设华而不实的基础设施或减少关税更加重要。
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印度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印度仍然落后于中国,并将继续落后于中国。如果印度不能有效改善印度妇女的生活(做出这一改变需要配套进行相当多的社会工程,而政府显然无意为之),那些高速铁路、巨型雕像以及当局武器库中标志着印度已登上世界舞台的花哨武器就将仍然是华而不实的绣花枕头,面对印度妇女被故意排斥在政府服务之外的现实惨状,所有这一切都将注定灰飞烟灭。
在西方世界,共产主义一直是一个肮脏的字眼,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成就通常会被淹没在历史尘埃里。但是,毛泽东也通过与过去彻底决裂的方式挑战了中国的性别藩篱。他有一句广为人知的名言——“妇女能顶半边天。”中国在1950年立法,使中国女性第一次获得了离婚的权力。 毛泽东还鼓励妇女外出工作,像缠足和纳妾等古老习俗被彻底废除。最重要的是,中国人第一次接受到了两性平等教育,最终使这一观念深入人心。
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梁军 图片来源:资料图
以现代标准来看,毛泽东谈不上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努力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根本目的并不是想要给女性更多的选择,而是功利性地想要提高国家生产力。妇女的个人利益被置于集体目标之下。她们的孩子被放置在国家设立的托儿所,她们也就常常无法照顾到自己的孩子。此外,女性承担了更多公共领域的责任,而男性却没有相应承担更多私人领域的责任,结果是妇女承受了加倍的负担。
尽管出现了这些不足,但共产主义确实加速了封建等级制度的崩溃,并极大限制了中国传统和宗教授予社会的厌女症权力。革命不是没有问题,但它把中国强行拖进了一种印度至今仍未加重视的现代性中。
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对女性是否有好处这个问题当然值得商榷,但更具争议的是:在后毛泽东时代的近三十多年时间里(1979-2015),中国尝试进行了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人口控制工程——独生子女政策,在施行了这一政策后,该国很大一部分人口只能生育一个孩子。这对中国性别比例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许多家庭秘密流产了女性胎儿;我此前在中国的时候,中国每出生100个女孩就对应出生117个男孩——这是全世界最不均衡的性别比例。
在印度并不存在类似的人口限制措施,但男女比例却几乎同样糟糕:每出生100个女孩就对应出生110个男孩。在旁遮普邦和哈里亚纳邦的一些地区,则是每100个女孩对应130个男孩。
然而,独生子女政策却也有使中国女童受益的一面。普雷蒂·乔达里(Preeti Choudhary)是来自印度哈里亚纳邦法里达巴德市的一名村委会代表,她曾经跟随一个青年代表团访问北京,她在当时问我:“如果哈里亚纳邦也强制规定只能生一个孩子,那女性会失去什么?”她认为摆脱抚养几个孩子的负担是一种赋予女性权力的行为。此外,如果一个家庭只能有一个孩子,那么这个家庭的所有资源就将都用于喂养和教育这个孩子,再无性别之分。
归根结底,尽管中国发生了共产主义革命,但重男轻女思想依然在中国根深蒂固。此外,在革命年代被杜绝或至少被净化的一些歧视女性做法也已在当代死灰复燃。
传统意义上的纳妾行为可能已经不复存在,但包养情妇的做法又回来了。在过去二十年间,中国女性就业率一直在稳步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剩女”思想的广泛传播,这种思想鼓励女性把重心放在婚姻和家庭上而不是事业上,并认为她们是因为学历高,要求“不切实际”,因此才找不到丈夫。在《剩女时代》一书中,作者洪理达深入阐释说,中国房地产热潮催生出了数万亿美元的财富,但隐藏在继承权背后的父权制传统却有无数种方式阻止女性从中获益。
然而,如果我可以自己选择出生地的话,我宁愿选择出生在中国而不是在印度。我会更有可能享受到医疗保健和受教育的机会,我把握个人命运的可能性也更大。
与时尚杂志竭力使我们相信的不同,一个女人最大的梦想不是身穿名牌婚纱走过连廊,而是即使在深夜,也能一人无所畏惧地出门散步。这是一个更可能在中国实现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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