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锋：沉迷对华“极度竞争”只会反噬美国

　　来源：环球时报

　　从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是世界唯一的霸权国家。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也毋庸置疑地处于“单极体系”，但由于新兴经济体的兴起和欧亚地缘经济版图的更新，出现了从单极体系向多极体系转化的历史性新进程。

　　即便拜登政府如期上台、特朗普免于在美国参议院被二次弹劾，但今天美国确实国内问题成堆，暴力冲击国会大厦、得州暴雪让众多深层矛盾暴露出来。然而，就此断言“后美国时代”已经降临，恐怕还为时尚早。

　　“美国价值”陷入困扰

　　二战后的国际体系几经变革，美国一直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的强大不仅是它的军事力量、经济规模和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比重，而是美国的高精尖制造业、高等教育、科技创新和基础与应用研究在全球的领先地位，更是美元霸权——美国发行的货币占据世界货币流通总量三分之二，以及美国在国际制度、规则和治理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尤为重要的是，二战后的美国，长期拥有世界话语体系和国际治理机制建设中无出其右的影响力。例如今天人们耳熟能详的全球治理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1918年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的“十四点计划”，“威尔逊主义”更被公认为美国自由国际主义外交传统的起源。

　　然而，走向没落的哀怨与崛起的繁华，注定同样炫目和惹眼。今天的美国实力开始处于下降期。其原因，不是因为中国等新兴国家崛起这样的外部因素，而是“美国价值”陷入巨大的内在困扰。这不仅表现为民主和共和两党这两大政治势力的对立，党派政治开始绑架国家的治理主张，更表现为美国社会和民众的高度分裂。而一个分裂的美国，注定是一个挣扎的美国。

　　美国究竟是“多元文化国家”，还是“白人至上主义国家”？美国的种族主义偏见究竟是体制性的，还是文化决定的？美国的经济增长要靠继续减税，还是加税？国家对中下收入阶层的责任，应该继续体现在美国人更多“靠自己”的自由竞争文化，还是应该扩大政府社会福利分配的国家责任？美国外交究竟是实现“美国优先”，还是重回盟国协调的“世界领袖”责任？美国需要开放传统能源成为世界主要的能源出口国，还是推行“绿色能源”计划和强化美国的环保责任投入？如今，美国的内在争议是如此深刻。再加上基础设施老化、制造业外移而造成的白领工作流失、证券与金融市场虚高、以及美联储疯狂印钞和美国政府财政赤字不断攀升，美国想要保持老大地位的内在压力与困扰是空前的。

　　“聚焦中国”是政治需求？

　　美国精英如今非常担心美国的内斗、疫情和经济的衰退或许真的造成“后美国时代”的来临。美国外交学会主席理查德·哈斯在1月6日美国爆发特朗普支持者攻占国会山事件后，发推表示这一天将标志着“后美国时代”的开始。但美国政治和政策整体上会坚定地排斥和拒绝“后美国时代”。这既是美国要维护霸权地位的利益需要，也是美国对自身实力和地位认识充斥着“美国例外论”的产物。美国精英对国际关系政治哲学认识，更是植根于“后美国时代”将会是更加动荡、冲突的理论认知。结果是，美国越是内部分裂和脆弱，美国国家权力机器对中国、俄罗斯等竞争性国家的战略打压将越沉重。

　　尤为令人担心的是，一个内部分裂的美国，越发需要塑造和聚焦“外敌”。只有把中国、俄罗斯等国按照美国价值和利益需要，描绘成对美国构成巨大的“即时威胁”，对立的国内政治势力才能找到妥协与合作的空间，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分裂才会暂时克制内斗、保持“一致对外”。英国学者加南·加内什最近在《金融时报》撰文指出，推升“中国威胁论”是美国保持凝聚的“最好机会”，辛辣且清晰地揭示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塑造外敌”都是美国国内政治利益需要。

　　拜登政府上台已经一月有余。拜登本人和其政策团队在内政和外交上大规模、快速地改变特朗普政府的原有做法，但唯独在对华政策上“去特朗普化”不仅十分有限，甚至还在延续特朗普政府在对华贸易、科技等领域的做法，大打“价值牌”，突出渲染美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与中国的差别和对立，蛮横地指责中国“滥用国际体系”。目前，拜登政府正在评估产业链、供应链调整方案，美国五角大楼的“中国工作组”举行了首次会议，重新评估和审定美国的涉华军事和安全战略。拜登政府的全球安全战略态势进一步“聚焦中国”、在高科技和贸易领域持续推进“去中国化”将是大概率的事。

　　错误应对只会加速衰落

　　眼下，美国的霸权优势依然明显，但中国与美国的实力差距也在缩小。尤其是大国战略竞争的核心要素不仅是科技、产业和市场，更是同盟国的数量和以此为依托而具备的国际战略动员力和行动力。国际力量对比“东升西降”的历史进程难以阻挡，但“后美国时代”出现太快事实上并不符合中国利益。美国是否能走出今天的内斗阴影、重新振作，更需要未来的历史来提供答案。

　　21世纪的今天，是各国荣辱与共、悲喜交融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中国崛起的历史进程，不是简单的中美互动、我兴彼衰就能决定的。寄希望于“后美国时代”来临不仅简单而且盲目。相反，我们需要清醒地看到关于“后美国时代”的讨论中，美国的对华政策变得更加严峻和复杂的特殊性。这将是一场需要聚焦中美关系、但又要跳出中美关系的持久战略较量。向世界展示一个崛起中国的善意、柔和，以及相互依赖和共同发展的不可分离性，是破解美国想继续塑造“中国威胁”，破解拜登政府拉拢欧洲、亚太盟友在科技、贸易和产业上“围堵”中国的关键。

　　华盛顿更需认识到，基于国内政治利益塑造“中国敌人”的做法如果毫无节制，必会弄巧成拙。国际关系历史同样不缺乏守成大国对崛起大国的过度反应而导致衰落的案例。只要中国走稳走实自己的路，美国一味沉迷于“极度战略竞争”而无法正视和解决内部难题，“后美国时代”反倒会提前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