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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在一座著名的城市里，这是一个人幸福的首要的条件。”古希腊剧作家欧里庇得斯的话听起来像是世博会的宣传口号。这个两千多年前的幸福标准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如此多中国人向往成为城市的一份子。在过去的30年里，非城市人群对城市生活的渴望成为左右中国经济命运的关键因素，规模巨大的劳动力涌入城市，他们以低廉的身价成为中国早期城市化的主力军。

    然而，与他们为推进城市化进程所做的巨大贡献不相匹配的是，他们融入城市的渴望在很大程度上被包括户籍制度在内的政策人为抑制了，同样被抑制的还有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根据钱纳里（Chenery）在其经典著作《发展模式》中的论述，城市化与GDP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以钱氏的理论推算，按照2009年中国人均GDP3266美元的标准，中国的城市人口应占总人口数的56%-58%，但实际数字只有46%。

    中国控制城市化水平的初衷不难理解，与亚洲很多邻国相似，中国经济一直倚重低成本的竞争优势，而低城市化率才能保持较低的税收、较低的社保成本、较低的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价格水平等。然而，正如摩根士丹利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的那样，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给中国经济造成的影响使一个观点受到追捧：对外经济开放和全球化的红利行将见顶，中国政府的当务之急是促进国内需求，以维持可持续的强劲增长。

    “在此背景下，我们相信城市化可能被赋予更重要的使命，以帮助实现持续强劲的增长。”这份报告的执笔人、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王庆认为。一直以来，作为工业化的必然后果，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一直以一种被动的方式逐步推进，但是，以2008-2009年为分水岭，中国的城市化已主动升级为国家战略和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

    在新一轮的城市化浪潮中，中国的城市必将焕然新生，这不仅表现在城市的建设和体量上，更重要的是，城市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将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这个阶段，城市化的真正考验不仅在于城市化的速度和规模，还在于以何种方式实现城市化，以及实现什么样的城市化。

    城市的世纪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相信，有两件事将对21世纪人类社会进程产生深刻影响：第一是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第二是中国的城市化。我们有理由对中国的城市化寄予厚望。在过去30年，城市化已经成为中国GDP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随着城市化被赋予更重要的政策使命，这样的趋势将会更加明显。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就目前趋势做出的预测，中国城市GDP占全国GDP的比例将由目前的75%增加到2025年的95%。

    作为城市化的标志之一，城市人口将面临大规模的增长。目前，有利于人口迁移的户籍政策正相继出台，一些城市已经放松了长期以来的户籍管制，以期为城市化聚集更多的人力资源。麦肯锡预测，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中国的城市人口将从2005年的5.72亿增加到2025年的9.26亿。新增的3.5亿多城市居民相当于今天美国的全国人口。到203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有望达到10亿。

    这些新增的人口将带来巨大的投资需求。王庆认为，假设一个农村人口从转变成城市人口之日起需要5年的时间来弥合资本存量的差距，那么，估计未来10年内城市化将带来15.7万-21.7万亿新增投资，相当于2009年GDP的45%-63%。

    西方国家的城市化实践证明，城市化来源于工业化的推动，并且会反过来推动工业化，二者互为因果关系。更精确的说法应当是，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历程是一个由紧密到松弛的发展过程，随着人均GDP的提高，工业化水平越高，城市化水平越高，并且工业化对城市化的贡献作用在工业化后期趋弱。

    中国的城市化一直落后于工业化的进程。从近30年中国改革与增长模式的发展历史来看，城市化与工业化互动的机理已然形成，并不断被强化和形成路径依赖。

    信达证券首席宏观经济分析师徐佳蓉认为，城市化的过程，首先意味着需要为新增城市人口提供足够的住房，对交通运输、医疗卫生、城市绿化等公共设施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行和维护得到发展。其次，与城市化相伴随的是专业化分工、生产与消费的进一步分离，意味着各种要素运输并集中在城市，完成生产后再将产品送至消费地。因此，需要发展市场供需双方提供一个高效、便利的运输体系。再次，城市化的过程，也是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生活消费结构随之改变。

    以交通运输为例，麦肯锡预测，为满足城市化的需求，到 2025年前，中国将有多达170座城市符合城市大众交通系统的规划要求，是目前欧洲该类城市数量的两倍以上。这可能会带来有史以来最为轰轰烈烈的大众交通建设热潮。除此之外，中国还将铺设多达50亿平方米的公路和2.8万公里的地铁。

    城市化的新使命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庞大的农村劳动力大军向城市转移，中国走上了以人口红利为支撑的工业化之路。在此后长达30年的美好时光中，廉价劳动力、低成本的竞争策略成为中国经济崛起的重要武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融入国际产业链分工体系使中国的人口红利得以充分释放，生产国与消费国循环共生的模式也成为过去30年全球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然而，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成为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一个拐点，急剧萎缩的外部市场和难以预测的价格信号使中国制造面临了空前的危机，中国工业化的动力也因此逐渐消退。这次金融危机给中国的重要启示就是，仅仅依靠外部市场带动经济循环的时代行将远去。

    “每一次经济危机都会导致经济改革，而经济改革又会解放受到相关扭曲因素抑制的生产力，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王庆认为。危机促使中国把目光转向了庞大的国内市场，促进内需和调整产业结构成为中国经济在转折点上的新选项，而作为实现手段，城市化在下一个经济发展阶段的作用得到了理论和政策上的肯定。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平认为，面对危机中国的战略选择应当是：一方面依然要靠“世界工厂”来转移劳动力，因此保持比较优势依然是重要的；另一方面也要通过城市化中的服务业发展自我吸收劳动或利用好人力资源优势，进行服务业外包来扩大劳动力转移的渠道，否则很难让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全面现代化。“正是基于此，城市化道路的选择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张平说。

    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一系列国策围绕城镇化展开。事实上，自2009年年初以来国务院先后批复了九大区域规划，涉及的区域从中部崛起到东北振兴，数量几乎是过去4年的总和。“区域振兴的核心是城市化的关联带动效应，而城市化进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以下因素，包括：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的发展、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程度以及城市房价收入状况等。”江南证券研究员戴磊认为。

    应该说，中国新一轮的城市化是应对经济危机的短期刺激和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长期战略共同作用的结果。积极的政府投资策略既有应景的作用，也是对中国城市化的一种有效促进。4万亿的巨额资金被投向了能源、交通、钢铁、汽车等重点领域，而加大这些领域的投入，正是城市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城市化VS城镇化

    众所周知，城市化是工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在世界上已完成和正在进行城市化的国家的经验看来，各国的城市化路径却大不相同。英国是西欧国家城市化的典型代表，其城市化发展是典型的工业主导下的同步、集中型城市化模式。与欧洲国家所经历的漫长城市化进程相比，美国的城市化进程显得迅速而激进。都市蔓延和无序扩张是美国20世纪最重要的城市地理空间变化之一。拉美国家的城市化是在外来资本主导下发展的，以墨西哥城、里约热内卢以及布宜诺斯艾利斯等为代表，其基本特征是：工业化发展滞后于城市化，工业化对城镇化进程的推动力不足，同时两极分化严重，城市资源与环境承载力已达极限，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报告认为，中国可以从四种城市化方式中做出选择。两种方式为集中式增长：在“超大城市”情境下，会出现少数人口2000万或更多的巨型城市；在“中心辐射”情境下，中等规模及小城市群将会出现在大城市的周围。另外两种截然不同的城市化方式会带来分散化的发展形态：在“分布式增长”情境下，会有大量人口为150万至500万的城市遍布中国；在“小城镇主导”情境下，则会出现许多人口为50万至150万的更小规模的城市。

    该报告试图证明，集中式的发展似乎是中国城市化的最优选择。在中国，大城市具有更强的经济影响力。在总共849个城市（包括正式和非正式城市）之中，目前仅有14个城市的人口超过500万人，但是它们占到中国2007年GDP总量的33%。为什么中国的城市规模越大，城市就越成功呢？麦肯锡认为，历史因素、地域、规模经济以及中央政府给予的广泛的优惠政策（如经济特区地位），都造就了这些城市超越其他城市的成功。此外，吸引人才的能力、吸引投资的能力，以及网络效应也是大城市容易成功的原因。

    但从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透露的信息看，中国似乎更倾向于“小城镇主导”的城市化模式，这次会议提出“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城镇化，作为城市化一个近似说法，其实已经传递了政府某种思路，即在城市化的路径选择上，政府更倾向于发挥中小城市的作用，其中暗含了将城乡一体化作为推进城市化策略的思路。与麦肯锡的出发点有所不同的是，中国政府在推进城市化的考量上，并非完全从经济效果出发，还包含了对社会公平的追求与弥补。“城乡一体化将使中国进入一个公平的可持续发展的新阶段。”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

    当然，中国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大国，东部和中西部地区无论是发展程度还是经济模式都存在很大差异，因此，中国应当实行城市化层次发展战略，各地区根据自身工业化类型及自有经济条件选择城市化最优发展路径。正如麦肯锡研究报告中所说的那样，“北京依靠并实际上鼓励地方官员以创业的精神探究和追求城市增长机遇，这意味着每个城市都面临着不同的城市化机遇与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