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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天上过微博的人，大概会对一条“乞丐流浪9年归家，获700万元拆迁补偿变富翁”的消息印象深刻。暂且抛开内容上的戏剧性不谈，单从其传播范围的广泛性上，你也无法回避这样一条夺人眼球的新闻。仅仅在我关注的微博账号里，就有数个颇有公信力的媒体的官方微博转载了这条新闻，并引发了包括“大V”、普通网民在内的疯狂转发。

　　但故事在一天之后峰回路转。经过实地调查，《现代金报》对这一消息给出了“假新闻”的判断。被澄清的事实包括这名男子的名字，他叫朱景修，而不是朱景；以及这名男子的遭遇，他离家确已有9年，但直到2010年，他才因肺结核病重而开始行乞，此前他的身份曾先后是出租车司机、保安、以及一名黑砖窑的打工者；当然还包括那扎眼的“700万拆迁补偿款”，离家期间，他老家的房子并没有面临征地和拆迁，在上世纪90年代，朱景修父亲名下的1.5亩地已经以每亩地4.7万元被征收。

　　如果《现代金报》的调查属实，那么这起假新闻传播事件足以令很多人蒙羞。最初失实的报道无疑负有直接的责任，据了解最初的报道来自于一家传统媒体，一旦造假坐实，那么其恶劣程度与由“网民曝料”造成的虚假截然不同。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不论目的如何正当，都不能刊播虚假新闻，这是新闻界作为职业共同体必须恪守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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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源造假固然可耻，却并不应该遮蔽我们对这一假新闻事件衍生逻辑的拷问。要知道，在传统的舆论环境下，一份普通报纸的新闻造假并不能完全杜绝，但其影响效果和范围都受到地域性与受众范围的局限。但在以人际传播为主的微博时代，传统媒体官方账号，拥有数万粉丝的“大V”，乃至或多或少可以影响朋友、同事的你我他，都有可能通过发布或者转发的方式参与信息的传播。

　　换言之，假新闻的链条已经被无限延长，而这个链条上的每一个人都难辞其咎。

　　首先要正视的，是网络传播中一种普遍流行的心态，即一事当前，不问真假，先问对错。在这则假新闻中，感染人们的无疑是“乞丐”、“拆迁”与“700万”这样刺激的字眼，而在这样的荒诞情景背后，许多人想当然地将矛头指向了“土地财政”、“开发商暴利”甚至“财富分配不均”这样的社会敏感话题。在这种夹杂着社会撕裂与刻板偏见的情绪里，传播前者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印证后者，而对于前者的相信往往来自于刻板印象甚至本能。

　　在这起假新闻传播事件中，更加令人难堪的是传媒工作者的表现。几乎所有参与传播的官微都提炼出了猎奇的细节作为导语，并附上原文的链接。不客气地说，这是一种“既要吸引眼球，又要规避责任”的做法。与之相伴的迷思是，似乎人人都相信网络有自我纠错功能，真相迟早会浮出水面，正因如此，不少媒体官微在发布其他信源文章的时候进行了把关责任的自我豁免，而大部分转发者也养成了某种心安理得的思维懒惰。于是乎，链条上的每一个组成者似乎都无需也不想为“假”付出责任。结果就是，弄虚作假的是狗熊，拨乱反正的是英雄，其他人该干嘛干嘛，端起碗喝酒，放下碗骂娘。

　　其实，这场闹剧并非无可避免，在一页一页翻看评论的过程里，我看到了嘲讽、感慨、宣泄，万幸的是，还有质疑。有人提出“既然他不在家，这700万的土地补偿协议是怎么弄的？”，也有人根据当地的实际征地补偿标准发问，“按照一亩地20来万算，七百万得有个30多亩吧，请问：温州哪个村儿能一人有30多亩地？”

　　于我看来，这些字里行间流淌着这个社会所稀缺的某种品质。可以好奇，但别轻信，可以判断，但别仓促。我们完全可以等一等，因为当人人争先恐后的表态时，审慎往往才是智识上的成熟。我们迟疑，是为了更好地确定，而中间的道路无他，无外乎问问自己这合不合逻辑，有没有证据。

　　改变应当首先从新闻界开始。在传统的舆论环境里，我们已经有一套相对成熟的制度安排进行事实把关。而在新闻产生方式已经从“过滤，再发布”向“发布，再过滤”转变的新媒体传播环境里，媒体从业人员同样需要从伦理与技能两方面重塑媒体责任。一事当前，可不可以先问真假，如果对事实、对逻辑存疑，可不可以放下不评，暂且不转。

　　改变也应当从每一个转发者开始。一个健康的公共空间鼓励自由，但同样不能缺少责任。我们可不可以接受一种训练，不轻信、不盲从，试着为自己的转发或评论负责。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是有选择的，我们可以选择理性、克制、审慎，在许多情况下，这不难做到，问题只在于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意识，是否具备这样的习惯。或许，这种简单的改变，恰恰是为言论空间的良性拓展，提供了一分可能性。

　　无论如何，这起事件尚未盖棺定论。最初进行报道的媒体有责任对真相进行澄清或向公众道歉，而所有的参与者都应该藉此发生改变。在假新闻面前集体沦陷的闹剧，不能重复上演。（林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