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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广东佛山禅城区一对刚结婚三个月的夫妻，每张票收10元手续费帮外来工订火车票，被铁路警方以“黑票点”查处，夫妻二人被刑拘。一些购到火车票的外来工为这对夫妻叫冤、打抱不平，称“10块钱手续费能帮我们买到票已经很好了，怎么还被刑拘了？”（1月15日《羊城晚报》）
　　令行禁止，既然倒卖火车票是违法行为，小夫妻触犯法律就该为此付出相应的代价，以维护法律的神圣。但从农民工甚至不少公众为小夫妻喊冤来看，很显然，此案例不仅仅关乎罪与罚的问题，还关于情与法，甚至关乎公平。
　　为什么农民工愿意花10块钱让小夫妻代购？依铁道部新规：互联网订票和电话订票的预售期优先于窗口售票。这也就意味着，对电话订票和互联网订票并不熟悉的农民工而言，是不公平的。凭什么不懂上网、不会订票，就要推后购票？为了弥补这种不公，农民工们要么托人上网和电话订票，无人可托也就只好购买这种代购服务了。
　　还必须看到的是，农民工为何愿意购买这种代购服务？最重要的恐怕还是正规的售票网点太少，或者设置不够科学合理。据那些为代购小夫妻喊冤的农民工说，到窗口排队买一张火车票的成本，远远要高于10元的代购手续费。那么这就要问铁道部了：作为具有公共服务属性的机构，服务是否还不够完善？尤其对于农民工群体，在服务体系的完善上是否有所疏漏？在网络订票、电话订票的途径拓宽后，是否将售票窗口的设置倾向于农民工等群体呢？毕竟这个群体中的很多人，还不会利用网络订票。
　　并且，帮农民工代购火车票的小夫妻，售卖的服务似乎与黄牛党、票贩子还是有所区别的。区别在于票源的获取是否公平。原以为，火车票实名制会是黄牛的终结者，但事实上，神通广大的“黄牛”却依旧存在，这恐怕不能不让人想到铁路系统存在“内鬼”的传说。“黄牛”与 “内鬼”勾结高价“代购”的实质是以权谋私，这和在电脑前公平购票的小夫妻相比，本质上还是有区别的。
　　面对这场争议，铁道部应该看到：这是不公环境造成的纠结。实际上，代购最大的风险，并不在谋利多少的问题，而在于公民的信息安全如何保护的问题。如今购票都要身份信息，幸好代购小夫妻不是歹人，如果遇到别有用心之人、盗用他人身份信息，那问题恐怕要远比售卖网上购票服务获利严重。
　　“代购获刑”并不只关乎罪与罚，面对购买代购服务的农民工们，以及他们为小夫妻喊冤折射出的信息来看，铁道部当前的服务，还存在着许多不完善、不合理甚至不公平的地方。改变这些不合理，才能让法律和制度陷于情与法相互矛盾的尴尬，才能避免无助的人们冒着风险另辟蹊径，购买不正规甚至不法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