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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经济与文化；传统与现代性；儒学；“一本五德”；企业文化

多年来，我一直认为，分析研究并正确处理好儒学传统（或更宽泛地说，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传统）与以企业精神、企业价值观为核心的现代企业文化的关系，无论对于传统的现代性转换及在此基础上的开新和发展，或者对于推进当代社会经济的进步，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众所周知，任何文化都是在人们的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中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而一定社会生产生活实践活动的样式及其趋向又都必然规范着一定文化的发展样式及其趋向。这是人类文化史上的通则。儒学自然不能例外。传统中国社会的生产生活实践方式决定了传统儒学必然以农业-----宗法（宗族）型社会为其存在与发展的土壤，以家庭这一传统社会的基本组织细胞为其生长点。而当代中国以现代化为本质特征的社会生产生活实践方式则决定了当代中国文化必然以工业社会为其存在与发展的土壤，以工业社会的基本组织细胞-----企业为其生长点。因此，儒学要想现代化，获得现代性的发展，并进而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体现其价值、发挥其作用，就必须首先自觉转换、变更其生长基点，即在当代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上自觉地同当代文化的生长点接轨，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其整个思想体系的创造性转化。这也就是说，要经过对儒学生长点的调整和变更，将儒家传统的宗法（宗族）伦理转化成为当代工业社会所必需的企业伦理、市场伦理和经济社会伦理，将儒学由传统宗法（宗族）文化的主干转换成为当代工业文明的重要组成要素之一。在日本现代化过程中，日本人曾将（日本化的）儒教传统改造成为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需要的“工业精神”；将经过调适后的传统血缘家族社会中的人际关系格局介入到现代工业社会集团组织之中，形成具有现代意义的纵式社会结构，使日本成为具有自身特性的“非家族”式的现代集团社会；又本于“忠”、“信”、“诚”等传统的基本文化观念建立起政府主导下的、经济集团主义的企业活动体制（或称作“政企联合体制”）等等。这一切构成一股强劲的内在生命力，曾使日本获得巨大成功，迅速发展成为有别于欧美式自由市场经济主导的东亚资本主义模式。借鉴日本的经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过程中，我们也应做出自己的努力。这种努力不仅能使儒学实现创造性的转化，而且必将使儒学在当代社会获得广阔发展前景，并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不仅有理论上的可能性，而且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有许多成功的范例。如河北省徐水县大午集团的事例。该集团是一个集养殖业、种植业、加工业、教育业、机械制造业等为一体的农牧有限公司。它能在十余年间以2万余元资金承包一片荒废果园起步，迅速发展成为拥有过亿元固定资产、年产值过亿元的大型民营企业，就在于其有定位准确、见识深远和科学合理的指导思想。按照该集团自己的说法，这一指导思想就是传统的儒家思想、当代法制观念和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发展理念相结合；其中，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和“温良恭俭让”及“忠”、“孝”等思想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集团董事长孙大午先生对这些观念身体力行，并以此管理、教育员工、学校的学生和自己的子侄，取得了显著成效：不仅使他自己的家族子孝父慈、兄友弟爱，和睦融洽，而且使整个集团团结和谐、兴旺发达，并在业界赢得了诚信的美誉。大午集团的这种企业文化还对周边乡村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使附近的社会治安和风气向着良性方向发展。
传统固然需要通过转换其生长点而获得现代性开新和发展，而现代性又必然会以传统为前提乃至内在生命力。如果说“传统”是指人类创造的不同形态的特质经由历史凝聚而沿传、流布着的诸文化因素的有机系统，那末，“现代”则是一种与“古典的”、“过去的”相对照的整体性现象，它既意涵着古代已成为古代，故其绝非“传统”的绝对延续，又表明古代是过去的“现代”、现代是将来的“古代”，而将来又必会由将来的“现代”即今天之现代推演而来。这样，一方面，每一民族的人民都生活在一定的文化氛围中，有其一定的语言、知识、风尚、信仰、礼仪、习俗、制度、规范等等，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各种学习、传授及耳濡目染的方式产生出共同的文化心理，并使人们对本民族的光荣历史产生起怀恋感，对本民族的现实生活具有了适应性，从而形成民族的内在疑聚力；另一方面，无论人们是否承认或意识到与否，任何一种“现代”都必然要以其以前的历史中逐渐积淀而成的传统为前提，受历史与传统的影响。世界上任何民族的现代社会与现代文化都不是同其历史与传统完全脱节的，任何民族都是依据其现实的社会生产生活实践标准分析其历史与传统，并以历史与传统为前提来建设本民族的现代社会，创构本民族的现代文化的。譬如，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传统中的“天职”观念与基督教新教中的“禁欲”思想，以及古希腊------罗马文化传统中的人文观念、科学思想、思维方式、民主与法律意识等等，这些内涵在欧洲历史之中而又适合了西方人现实社会生产生活实践需要的传统，构成了西方现代文化精神的基石，有力地推动着现代西方社会的发展。
我们应该在现实的经济与文化互动的社会生活基础上来分析研究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经过近30余年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成功的经验与种种沉重的教训都已使人们愈益深切地认识到经济和文化是一对相伴而生的概念，在社会发展中必须共同前进。没有经济的发展就不会有文化的繁荣，没有文化的繁荣同样不会有经济的发展，二者互为前提﹑相互依存。尽管文化的发展必须以经济为物质前提，但经济的发展也必须以文化事业的发展为依托，如经济发展过程中，要严厉防止拜金主义的出现，这就需要用文化加以规范，通过文化﹑教育等手段，净化人们的思想﹑提高人们的修养﹑丰富人们的品格﹑增强人们的奉献意识。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金钱观，大力提倡对金钱“取之有道﹑用之有益﹑用之有度”，有效地防止拜金主义思想的滋生﹑蔓延。因此，当今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已经形成并且需要具有相大实力的企业，而且亟应并迫切需要打造具有内在文化精神生命力并以之作为规范，因而体现出强劲而又优秀竞争力的企行集团。就本文关注的焦点话题来说，我认为，当前尤应引起各界人士、特别是工商界人士高度关注的是儒学传统与现代企业文化的关系问题。所以如此强调，则不仅由于其有助于儒学传统的现代性转换与开新、发展，而且更对现代企业文化的建设，以及推进现代经济社会的有序、良性发展有莫大裨益。
企业文化指的是现代企业在其经营实践过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具有本企业特点的群体意识及由此而产生的群体行为规范，而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则是这种现代企业文化形成发展的根。一定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不仅作为一种背景而成为该民族的企业文化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外部因素发生作用，而且一定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必然是该民族的企业文化赖以形成与发展的精神土壤。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企业文化都是在其本国的历史遗产与文化传统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而且，也唯有与传统“接榫”的企业文化才会因有深厚的生存土壤而成为强劲、优秀并能发生持久、深远影响的企业文化。诚如美国著名管理学家、企业文化理论的较早倡导者阿伦•肯尼迪、特伦斯•迪尔在《公司文化》一书中所说：要提高企业生产率，不是简单地建立一种管理制度关健乃在于建立一种与本国文化相匹配的企业文化。所以，我们在建构现代企业文化过程中，要自觉地意识到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中华民族文化作为一种客观背景的存在，并更要通过从传统中汲取大量的滋养而使现代企业文化植基于民族历史文化的精神土壤上。事实上，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文化是完全能够为现代企业文化提供丰富滋养，并进而成为现代企业文化赖以形成发展的精神土壤的。如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克勤克俭、任劳任怨、艰苦奋斗的美德，“和而不同”的思维方式，积极有为、奋进不已的入世主义精神，理想主义的人生观，实践主义的道德观，“情”、“理”、“性”相结合（“德治”与“法治”并重）的管理思想，以及强调和谐之人际关系的处世方式等等，无疑都有助于形成发展起与现代社会生产生活实践相适应的、具有民族特色和中国气派的、强劲而优秀的现代企业文化。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学的基本观念理应首先成为现代企业文化赖以形成发展的精神土壤。换言之，在现代企业文化形成发过程中，我们不仅应着力发掘、继承、弘扬并利用儒学传统中的积极因素或合理内容，而且应将自觉地儒学的基本观念或思想要素转化成为作为现代企业文化核心的企业精神、企业价值观的文化要素。兹结合一些典体实例，略析如何汲取儒学传统资源并将之引为现代企业文化要素，构建起“一本五德” 的现代企业精神、企业价值观和道德观，以藉现代企业文化建设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
所谓“一本”，就是将儒学传统的“仁”本思想作为一种精神文化要素，自觉构建以人为本的企业价值观，并以之为核心形成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企业文化。
中国儒学开创者孔子的思想学说，主要是礼和仁，或称之为礼学和仁学，二者是互相联系的。礼学是孔子对于诗书礼乐传统的继承，但他又不拘守于礼制的某些形式，而对之加以修正，更充实以仁的精神，从而使礼学突破旧式礼制、礼仪的框架，成为一门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政治伦理学；仁学则是孔子依据礼乐文化传统所做的理论创造，是反映社会变革时代精神的一种新的哲学。因此，在孔子所创儒学中，真正具有最根本、最普遍意义的，并因而在儒学中有核心地位或发挥主导作用的，乃是他依据礼乐文化传统所作出的反映着社会变革时代精神的“仁”学。 孔子所谓“仁者人也，仁者爱人”，就是对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观的确立，此乃作为中国文化传统之核心的儒学道德主体性确立的标志。而孟子所谓“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则是对孔子所创儒学根本之道的最精辟的根括。孔子所创并为孟子承扬而成为中国儒学根本之道的“仁”学，绝非玄虚之谈，而是能够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发生关键性作用的基本文化精神，孟子所说“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就是对此最好的说明。
犹如《中庸》所说“仁者，人也”，孔子“仁”学首先具有鲜明的人道精神，这种人道精神又首先体现于尊重人与爱人方面。《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同篇又记：“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使于人。’”《论语•雍也》：“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这三段记载着孔子论“仁”的话，从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揭示了孔子所创儒家“仁”学蕴涵着的人道精神要旨。“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从积极方面而言的，而“己所不欲，勿使于人”则是从消极方面而言。无论从积极或者消极方面看，“仁”学都表示出一种对人充分尊重与关爱的心理，“仁”学的建构都是以尊重人、关爱人为根源与出发点的。孔子所创儒学以“仁”为本的这种基本精神理念，是具有超越时空的普泛价值的。1793年的《世界人权宣言》和1993年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都曾写上“己所不欲，勿使于人”一语，这不仅生动体现出孔子“仁”学思想影响之深远，而且深刻表明孔子“仁”学内蕴的人道的人道精神实具超越时空的普世价值。
据此而运思于当下中国，我们在建构现代企业文化过程中，应该首先确立起以“仁”为本的核心价值理念，或者说，应将以“仁”为本的价值观念作为企业精神的基本要素，并以之为核心来建构现代企业文化。这绝非空虚之谈。这些年，不仅“包身工”和童工这些1949年后灭绝了的现象均惊现于神州大地，而且出现了为数不少的“血汗工厂”、“人间地狱”式的私有企业。私有企业主们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强令工人超时加班，许多工人经常每晚只能睡四五六小时，严重损伤工人体制。许多工人难以支持而离职不干；许多中途病倒；许多工伤事故正是在过度疲劳中发生；有的力不能支，晕倒车间；还有过劳猝死。许多工厂企业、特别是那些私有、港台、外资企业，厂房、工作场院地不合标准，狭小拥护，通风、照明、降温、保暖不全；车间、仓库、宿舍混处；通道不畅、门窗锁闭，消防设备不达要求；机器缺少应有的安全防护装置；生产使用有害有毒物质，不采取保健防护措施。煤矿等采掘工业，安全防护措施百病丛生，违章操作，带病超产，管理混乱。在此情况下，煤矿特大、恶性事故接连发生，愈演愈烈，毫无改进。许多工厂有害有毒物质伤害工人，尘肺病、血液病成群发作。机器轧断手指、手掌、手臂者比比皆是。许多工人因工致伤、致残，许多终生丧失劳动能力，许多因工致死。惟利是图的企业主不顾职工死活。出了事故，瞒报、以多报少，威胁利诱，强使职工家属私了，给点钱，推出不管之类现象，不断发生。许多工厂企业后勤供应极不重视。工人宿舍常常让数十人挤在一幢简易工棚之中，夏不降温，冬不保暖，人多噪杂，又脏又乱，工人无法安稳休息。企业食堂，伙食质量低劣，工人勉强充饥。许多工厂、特别是那些私有、港台和外资中小企业，任意奴役压迫工人。许多工厂在雇佣保安专门用于镇压工人；管理人员；保安人员，乱罚工人，打骂工人；进出厂门，实行抄身制；一旦认为厂里丢了东西，乱怀疑工人偷窃，强令男女职工脱衣裸体搜身；有的工人不堪奴隶劳动，要求辞职，还不容许；逃走被抓回来，就遭毒打、罚跪、禁闭，甚至把女工关在狗笼里恐吓；侮辱妇女，有的资本主在女厕所中安装摄像境头。至于二亿多农民工更普遍遭受着经济的、政治的、甚至是人身和人格的严重剥削、压迫和贱视。总之，当代中国工人阶级正处于遭受中外资本家剥削和压迫的灾难之中。现代企业文化建设要求首先确立并实现以人为本的企业价值观，要求企业不仅要以股东、员工和顾客为本，而且还要进而以全体社会成员为本，但在上述那样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和劳动下，哪里看到有丝毫以企业员工为本的迹象？“以资为纲”，不尊重、关爱、平等对待企业员工，又怎能侈望其能以顾客乃至全体社会成员为本？这如何构建具有现代意义的企业文化？因此，要在当代中国构建现代企业文化，首先必须回到2560年前的孔子那里，确立起以“仁”为本的企业基本价值理念，以“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核心精神。否则，所谓企业文化建设、和谐劳资关系的确立、儒商精神的培育云云，尽皆欺人的空谈。
所谓“五德”，就是将一些基本的儒家道德观念不仅作为传统资源而加以利用，而且通过创造性转换，使之成为现代企业管理理念、企业道德和企业行为规范，并以这种现代企业管理理念、企业道德和企业行为规范等为重要组成部分的现代企业文化的建设，推动全体社会成员素质的提高和整个社会文明的进步，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其一，以“敬”为事。
古代圣人垂范、儒经立训，关乎“敬”字者不可谓少，如《诗经•商颂•长发》“圣敬日跻”、《大雅•文王》“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礼记•曲礼》“毋不敬”，《易经•坤•文言》“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论语》“修己以敬”、“居处恭，执事敬”、“言忠信，行笃敬”、“敬事而信”等等。至于宋儒，更将“敬”从儒家德目中凸显出来，如二程说：“入德必自敬始。”“主心者，主敬也。” 朱熹把“敬”当代“圣门之纲领，存养之要法” ，作《敬斋箴》，视“敬”为道统之攸系。他们对“敬”的显扬深刻影响了后儒，郑玉说：“程子曰：‘敬者，圣学之所以成始成终。’秦、汉以来，非无学者，而曰‘孟轲死，千载无真儒’，何也？不知用力于此，而溺于训诂词章之习，故虽专门名家而不足以为学，皓首穷经不足以知道，儒者之罪人耳。” 胡居仁说：“程朱开圣学门庭，只主敬穷理，便教学者有入处。” 邹守益说：“圣门要旨，只在修己以敬。敬也者，良知之精明不杂以尘俗也。” 高攀龙说：“学者无穷工夫，‘心’之一字乃大总括。心有无穷工夫，‘敬’之一字乃大总括。” 在这些学者看来，圣贤千言万语，大事小情，莫不本于“敬”，学者循此而进便可登堂入室，窥见圣学之奥。
何谓“敬”？“敬”在古代典籍中有肃警之义，《释名•释言语》：“敬，警也，恒自肃警也。”有畏慎之义，《吕氏春秋•孝行》“敢不敬乎”注云：“敬，畏慎也。”又有戒谨之义，《说文解字注》徐笺：“灏按：‘敬’有戒谨之义。”还有恭勤之义，《史记•五帝纪》“敬顺昊天”正义：“敬犹恭勤也。”但这些都只是训诂家的解释，而理学诸儒主敬，涵咏义理，则要体味出“敬”字的真精神，如朱熹就曾斩截而言：“敬有甚物？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块然兀坐，耳目闻，目无见，全不省事之谓，只收敛身心，整齐纯一，不恁地放纵，便是敬。” 真德秀将“敬”看作端庄仪态与静一心态的统一，以为仪容端正、内心正直，表里交正，是为敬 ；高攀龙则干脆以“正”来概括敬：“敬字只是一个正字，伊川‘整齐严肃’四字，恰好形容得一个正字。”
不仅儒家学者重“敬”，并在个人的道德践履上展现出其所倡“敬”论，而且历史上的儒商也重“敬”尊“道”，自尊自立，自重自信，如明代徽商有“士、商异术而同志” 、“良贾何负闳儒” 的豪迈之语，商人王现（文显）则训诫其诸子曰：“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汙。善士者引先三之经，而绝货利之径，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如此，则子孙必昌，身安而家肥矣。” 他们因此而为人所重，归有光《东庄孙君七十寿序》云：
    昆山为县在频海，然其人时有能致富埒封君者。近年以来，称贤者曰孙君。……自其先人……为人诚笃，用是能以致富饶。至孙君尤甚，故其业益大。然恂恂如寒士，邑之人皆乐与之游。而以有缓急者，时能赒恤之。于是君年七十，里之往为寿者，皆贤士大夫也。而予友秦起仁又与之姻，言于余，以为君非独饶于赀，且优于德也。
此文暗用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君子富，好行其德”的笔法，以“德”字为这位孙姓富贾颂寿。昆山是人文极盛之地，而“贤士大夫”均曾为一位商人祝寿，名儒归有光如此作为予以赞誉，可以想见这“恂恂如寒士”的孙君堪称儒商，以“敬”为事，以“仁”为志，以“义”为行，故而“非独饶于赀，且优于德也”。
此外，落实于现实人际关系中，儒家所重之“敬”又蕴含着在相互尊重、平等对待的前提下生发出相互关爱的真实情感，从而形成和谐人际关系的精神。《礼记•文王世子》谓：“爱以敬为先。”同书《哀公问》说：“……是故君子兴敬为亲，舍敬是遗亲也，弗爱不敬，弗敬不正。”强调“尊敬”对方就能相互亲爱，失去“尊敬”就是舍弃了“亲爱”。无“敬”则无“爱”，自然也就没有和谐可言了。
在现代企业文化建设中，儒家这种重“敬”思想传统和历史上儒商重“敬”尊“道”精神仍有其重要意义。这就首先要求现代企业家正其身、敬其事以治其业，形成真正的儒商风范。山西太原良源集团董事长梁跃进在这方面就做得颇为成功。他并不以追求利润为企业经营发展的唯一目的，更不把企业所得利润作为自己理所当获的个人利利，常说：“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度过了破坏性的增长后，随着GDP人均达到一定的高度时，国家政策及人们的消费意识将发生改变，追求安全、健康、营养成为需求。我们的良源公司，就是要担当起既创造财富，又保护环境，更呵护农民及自己的员工，为子孙只留财富不留遗憾的社会责任！”他以“敬”为事，要求其所领导的企业集团追求质经济而不搞量经济，即“宁可保证一斤的产量，也决不追求没有质量保障十斤的量，经我们手的产品，宁缺毋滥！” 与这种正面范例形成对照的则是那些无“道”的不良企业和奸商，丝毫没有敬德重道之心，而是不择手段地求私逐利，甚至违法制售含有“三氯氢氨”的毒奶粉，制售种种假冒伪劣产品，严重侵害广大人民的利益，以至对婴幼儿的生命健康安全造成极大威胁。这从反面说明了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弘扬儒学重“敬”重“道”传统，以建塑现代企业之魂和现代商业之魂的重要性、紧迫性。至于在企业道德行为规范上，从企业经营管理者到普通工人群众的所有企业员工，都应敬岗爱业，遵循并切实履行好各自的职责；应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敬互爱。如此等等，均表明儒家重“敬”的思想传统在现代企业文化建设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限于篇幅，对此就不多言了。
其二，以“信”为德。
据《论语•述而》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信”字在《论语》中凡三十八见。由此可见孔子对“信”的重视。在他看来，“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故其“主忠信” ，提倡以“信”成事，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 他还从治国之道的角度强度取信于民的极端重要性，据《论语•颜渊》记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孔子的弟子深受这些思想主张的影响，如曾参每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子夏则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 至于后世儒者亦多将“信”奉为不可动摇的基本理念。
儒学重“信”的传统对明清儒商影响甚大，并在其时的商业行为中有生动体现。大盐商吴时英的“掌计”假其名向其他商人借了一万六千缗，事后还不出来。有人对吴时英说：“亦彼责，彼偿，尔公何与焉？”吴时英却答道：“诸长者挈累万而贷不知，何者？人信吾名也。吾党因而为僭，而吾以僭乘之，其曲在我。是曰倍德，倍德不详。”最后由他自己偿还了这笔债。 大贾如此，普通商人也一样。姚鼐《赠中宪大夫武陵赵君墓表》记湖南商人赵宗海死后之事说：“初，君所受托以财贿者，有数千金。及君没，颇乏偿赀。或谋以孤寡辞而弗与，太恭人（宗海妻）曰：‘吾夫信义，故人托之。今弗偿，为夫取恶名也！’乃破产鬻室中衣物以尽偿其负。” 至于晋商，珍誉如金、视信为本，方才造就了辉煌五百年、叱咤两世间的伟业。
黄金有价，“信”德及由此而赢来之“名”无价，最为珍贵！所以，在现代企业文化建设中，我们要自觉地将儒学所重之“信”作为现代企业的基本价值观和经营管理的核心理念。近代以来中外企业的无数实践，早已说明企业形象的塑立既不能单纯靠金钱，也不能依靠权势，最为关健的在于企业是否以“信”立于世。“信”实乃企业经营管理的生命！一年多以前美国由“次贷危机”而引发整个金融危机，这种问题的出现，或许原因很多，但丧失了信用，无异于沦没生命，怎么可能不引爆危机呢？而这危机又导致金球性“金融海啸”，全世界各地区、各国家无不深受其害。这从反面警省人们必须重“信”惜名，再不能唯利是图了。
其三，以“诚”待人。
“诚”是儒学传统中的重要观念。《中庸》谓：“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郭店楚简《诚明》云：“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孟子、荀子对“诚”都有所论述，《孟子•尽心上》有“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之语。《荀子•不苟》则说：“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他事矣。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变化代兴，谓之天德。”“诚”不仅是先秦儒家所高度重视的德目，嗣后的宋明诸儒亦都很重视“诚”，对之有很多论述，而综观其义，至为丰富，其中虽不乏形而上含意乃至宗教性内容，但落实到现实社会人生层面，所谓“诚”即“实”，亦即“真实无妄”而合“天理之本然” ，此乃儒家传统“诚”之道的要义。
儒学的这种重“诚”的传统应为我们继承弘扬，可以成为现代企业文化的基本内容。近些年来饮食服务行业普遍开展的“诚招天下客，满意在我店”的优质服务活动及其收到的良好效果，就说明了这一点。全塑汽车的发明制造者唐锦生的经历也能对此予以生动说明，他社创办工厂研制全塑汽车的初期，曾遇到技术力量薄弱、资金匮乏、各方压力极大等困难，以至一度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但他以“诚”待人，为开发研制全塑汽车事业而百折不挠地奋斗的精神终于赢得了员工们对他的理解与信任，增加了大家的信心。“诚”，最终使这位上世纪90年代初即已赫赫有名的全塑汽车大王终于摆脱了当年的困境，完成了一番宏伟大业。这种“诚”德作为一种重要的企业道德和企业家素质，是应十力推广的。以“诚”待人，凡事先为顾客着想，以客户至上，用心揣度，安客为民，真心相待，暖客以诚，这应成为现代企业文化的重要内容。
其四，以“勤”治业。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基督教伦理牛有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首推“勤”与“俭”两大道德条目。其实，“勤俭”本是中国儒学的重要传统，伪《古文尚书•大禹谟》明确倡言：“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宋明儒更多以“克勤克俭”、光阴可惜为训，如范仲淹自谓其“遇夜就寝，即自计一日食饮奉养之费及所为之事。果自奉之费及所为之事相称，则鼾鼻熟寐；或不然，则终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称之者。” 张载论“勤学”云：“学须以三年为期，……至三年，事大纲惯熟。学者又须以自朝及昼至庙分为三节，积累功夫。更有勤学，则于时又以为限。” 与他同时的苏颂扩大“勤”的范围，把“勤”作为整个人生的基础：“人生在勤，勤则不匮。户枢不蠹，流水不腐，此其理也。” 对苏颂十分推重的朱熹，以为：“光阴易过，一日减一日，一岁无一岁，只见老大，忽然死者，思量来这是甚则？剧恁地悠悠过了。” “在世间吃了饭后，全不做些子事，无道理。” 故其反对“闲”，尤反对“懒”，说：“某平生不会懒，虽甚病，然亦一心欲向前。做事自是懒不得。” 他在《与长子受之》 中再三叮咛其子“不得怠慢”、“不得荒思废业”，必须“一味勤谨”、“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明代中叶以后，商品经济获得发展，儒学平民化思潮以至平民儒学应运而生 ，“克勤克俭”的儒家信念深入到日常生活之中，在商贾阶层中得到突出体现，如新安休宁人“黄球，号和川，幼负大志，壮游江湖，财产日隆。娶城北金公红女，青年完节，克苦勤俭，佐子不逮。商贾池阳，家道大兴” 。又据顾炎武《肇域志》所记：“新都勤俭甲天下，故富亦甲天下。”“徽州人四民咸朴茂，其起家以资雄闾里，非数十百不移富也。”
儒家“克勤克俭”的传统美德应成为作为现代企业文化之核心的企业精神的基本要素。这对现代企业的建设和发展是十分必要的。如据我们上世纪八十年末、九十年代初对天津打火机二厂进行的调查，这个占地面积不足5亩、只有286位员工的小厂，自1978年以来就确立“勤俭办厂”的企业精神，推行“三改三代三用”的群体节约法 ，使其年产值1500万元、年利税210万元、年创外汇40万美元，连续八年全面超额完成国家各项经济计划指标的好成绩。类此成功范例，不胜枚举。
其五，以“和”是求。
儒学有重“和”的传统，而儒家对“和”，主要有三种理解：（1）“多样性的统一”。西周末年史伯云：“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国语•郑语》）。这里以“以他平他”界说“和”，亦即“不同事物相互聚合而得其平衡” 。“他”即相异者，“以他平他”即会合异类之物并使之均衡，然后乃有新事物发生，这也就达到了“和”。《左传•昭公二十年》有晏婴论“和、同”的言论，其所谓“和”是指不同事物的“相成”、“相济”。孔子认为“和而不同”与“同而不和”（《论语•子路》）是两种不同的处世原则，其弟子有若提出“和为贵”，孟子则提倡“人和”（《孟子•公孙丑下》）。（2）儒道两家的创始人都重“和”，但二者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区别。老子提出“和曰常，知常曰明”（《老子•五十五章》），但他强调的是“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五十六章），这里“和与同相互对立的观点开始趋于消失”，“‘和’字逐渐被了解为‘无冲突’之意” 。（3）“相从相应”或“相互顺应”，“和”即相互顺应而不相冲突或避免冲突，“一般所谓调和、和顺，都是此义” 。如汉代公孙弘提出：“气同则从，声比则应。……故心和则气和，气和则形和，形和则声和，声和则天地之和应矣。故阴阳和，风雨时，甘露降，五谷登，六畜蕃，嘉禾兴，朱草生，山不童，泽不涸，此和之至也。”（《汉书•公孙弘传》）“和”的三种涵义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第一种理解，亦即“包含着差异、矛盾、互为‘他’物的对立面在内的事物多样性的统一” 。
我们今天倡导和谐劳动关系，这对当今中国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很有意义的。而充分汲取儒学重“和”的传统资源，切实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则对和谐劳动关系的形成乃至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必会有所助益。但据上述儒家本义，“和”、“和谐”讲的是“多样性的统一”，“和而不同”绝非如老子泯灭差异、消除对立，而是在承认、直面并包容差异、矛盾的前提下求同存异，以渐臻“和”的理想境界。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人们是由有着各自利益需求的不同阶级、阶层组成的，利益需求既各有不同，就难免会有矛盾、斗争，存在对立，“和”遂成稀贵之境界。只有承认“分”的客观存在，运用包括斗争在内的种种手段正确处理好各种矛盾、调整好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关系，才有可能争取达致“和谐”之效。由此而使我们想到1949年6月李立三《在公营企业中贯彻公私兼顾问题的几点意见》中所说，公营企业里在公、私之间利益一致的前提下，还存在着工人阶级的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长远利益与日常利益之间的矛盾，作为工人群众的工会，其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决定了它必须多关心和代表工人的日常利益；想到1950年7月邓子恢在《关于中南区的工会工作》中所说，不仅公营企业中工会工作者的立场和态度不应与行政管理人员混同起来，而且工会毕竟不同于政府，在基本一致的前提下，工会与政府人员也应有所区别；想到1956年9月赖若愚在中共“八大”所作《进一步发挥工会组织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中提出的“工会的独特作用”，他认为在我国，国家利益和职工群众利益根本一致，但二者失调也是常有的现象，两者之间是有一定矛盾的，故而工会既要教育职工群众正确对待国家利益，又要组织职工群众保护自己的利益，还必须发挥职工群众的监督作用以有效防止和纠正官僚主义；想到1957年各地工人闹事事件不断增长之时，赖若愚在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所说，工会要真正代表群众利益，支持群众的正确意见，要站在群众之中来说服群众，要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通过发扬民主发挥应有作用；又想到刘少奇1951年6月在读邓子恢文章及高岗批驳邓子恢的文章 后所作长篇笔记 中说，在工厂内部人与人的生产关系上存在着矛盾，国营工厂内部的基本矛盾就是国营工厂管理机关与工人群众之间的矛盾，就是国营工厂内部的公私矛盾，由这种矛盾所构成的国营工厂内部的各种关系是国营工厂中完全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国营工厂中由工人群众细织工会并由工会代表工人群众和工厂管理机关调处各种有关双方的问题是十分必要的，在关涉工人阶级整体利益的问题上，工会工作者与国营工厂管理人员的利益和立场是共同的、一致的，但在关涉双方的各种个别问题上，他们彼此之间各自站在同对立相矛盾的地位与立场上。他们的观点虽是从分析国营企业社会生产关系入手，针对着国营企业工会的地位和立场而发的，有鲜明的当代性与现实针对性，但从文化思想上来看，其所论是与儒学传统“和而不同”的精神相契合的。
这就给予我们以重要的启示。当今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多种所有制并存，利益关系呈多元化态势。非公企业中存在着雇佣与被雇佣这样一种矛盾甚至对立的劳资关系，公有制企业中也有不同利益群体的存在，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生产关系，而严重存在着的腐败现象以及“化公为私”的改制对普通职工群众利益的严重侵害等等使企业内生产关系更加复杂化，使不同利益群体的矛盾更加突出（“通钢工潮”就是由这种利益关系冲突和严重矛盾的激化而引发出来的显例）。在这种客观情况下，建设现代企业文化，构建和谐劳资关系，并进而推进整个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就应本着儒学传统“和而不同”的文化精神，直面现实，承认并尊重多样性、多元性的存在，以“分”为客观前提、以“争”为必要手段，力求“和”的理想境界。


［作者简介］  陈寒鸣（1960—  ），男，汉族，江苏镇江市人，现任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副教授。有专著《中国文化史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理想社会探求史略》（上下卷，延边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等，与周公望合著《中国企业文化简论》（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与黄宣民先生共同主编三卷本《中国儒学发展史》（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参著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等；另有百余篇学术论文散见于《哲学研究》、《中国史研究》、《中国哲学史》、《国际儒学研究》、《江海学刊》、《孔子研究》、《朱子学刊》、《中华文化论坛》、《史学集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苏州大学学报》、《天津社会科学》、《炎黄文化研究》、《东吴哲学》等刊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