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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理学宗师与徽州商帮之间，有着怎样一段渊源？

在皖南众多文庙的大雄宝殿内，朱熹的塑像往往立于“亚圣”孟子的旁边，尊崇地位令人一望而知。“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归。” 后人对朱子的褒奖并不夸张——事实上，将道德礼仪如此深入地渗透到世俗生活的儒家宗师，自宋以降，惟朱子一人而已。

朱子的“成功”与先师孔子不同，并非只拥有身后之名，而在当世也备受推崇。这不能只归功于他在学问上的综合实力，更在于其借助声名和关系的实践活动。他建 立和修复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武夷精舍、石鼓书院以及考亭等众多教育机构，并频繁地携手吕祖谦、陆九渊、张栻等大儒进行讲学活动，不仅令其桃李满天下， 更使得理学成为主宰性的显学。

令人惊讶的是朱子的另外一重身份——书商，“为尊者讳”的后世弟子刻意掩藏了他刻书、贩书的历史，殊不知这并非圣人本意。在朱子的理论体系中，商业伦理是 最富辩证性的一节。他以革新者的勇气摒弃了传统儒学“重义轻利”、“重农抑商”的观念，以为“正其义则利自在，明其道则功自在”。书商的经历正是朱子对 “义利之辨”最富意味的阐释。

然而，作为书商的朱熹却不成功，如果从利益角度来衡量的话，甚至可以说亏得血本无归。幸亏他经商的目的又不是为了盈利，所以不能算作纯正的商人。吊诡的 是，他却成为了众多徽商供奉的偶像，所著《家礼》一直被当做徽州宗族管理的经典。所以，讲徽商故事，必先跨过朱子的门槛。

夫子生涯

如同众多背负盛名的大师一样，朱子天赋卓然的故事在流传中被不断夸大。祥云笼罩抑或文曲星转世的说法只在民间说书人的口中，未经正史核实。

相对可靠的记载来自《宋史·朱熹传》，书中记载：朱子十四岁时丧父，由祝母抚养长大，“家虽贫而处之怡然”，大有颜回的风格；又时常如屈原一般对天发问： “天之上何物？”戏耍于沙滩之上，别的孩童无忌奔跑，朱夫子独独在沙上画图，“视之乃为八卦”。另外据说，朱熹五岁时便能背诵《孝经》，并在书中做札记 道：“不若是，非人也。”如此种种，固然无从稽考，由后世推前生，明显带有后人涂抹的色彩。

诸多征兆都预示朱熹将成为旷世大儒，从成长履历来看，他似乎也是有意朝这个方向发展：十八岁进士及第，二十三岁时向程颐四传弟子李侗求学，承袭“洛学”正 统，在同安担任主簿之时对吏道毫无兴趣，反而召集百姓讲说圣贤修己治人之道。宋孝宗即位之后，已然颇富盛名的朱熹反复进献“格物致知”的“帝王之学”，但 无奈屡遭“议和派”的打压，只能仿效孔夫子四处游走讲学，直到衣冠整齐地就枕而逝——如此来看，朱夫子的一生无疑是勤勉于学问的一生，看不出有任何商人的 “铜臭”之气。

但历史常常和人们开一些出其不意的玩笑。朱熹做过书商是确凿无疑的事实，他曾经营书坊，刻印先师和自己的著作出售，而且难逃借助自己的名声推销的嫌疑—— 事实上，朱子的经商生涯与他自身的理念并无悖逆，他在《朱子语类》中阐述了自己的“生意”理念：

“春为仁，有个生意；在夏，则见其有个亨通意；在秋，则见其有个诚实意；在冬，则见其有个贞固意。在夏秋冬，生意何尝息！本虽彫零，生意则常存。”

同文书坊

北宋中期以降，雕版印刷术的成熟创造出崭新的产业——刻书，正史、医书、诸子、算书、字书、类书以及名家诗文等著作春潮般涌现，中国古代出版业迎来了第一 个黄金时代。

北宋治平年以前禁止私人刻印，大宗的书籍印制必须要向国子监递交申请，而且只限于官府以及官办教育机构，平民百姓擅自刻印必遭严惩。但到了宋熙宁年以后， 禁刻的法令随着帝国的衰微逐渐松弛，统治者已无力掌控自身的命运，更无暇追究民间仿印和私印这种无伤大雅的小事了。明人胡应麟在《五杂俎》中评述了宋代民 间刻书业的状况：“宋时刻本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

徽州刻书业历史悠久，明确的文献记载可上溯至两宋，既拥有徽墨、歙砚、宣纸等文化工具产地的优势，又得益于浓郁的文化氛围和徽商的资金支持，徽州逐渐成为 与杭州齐名的刻印中心。郑振铎对徽州刻本不吝赞美之辞：“你一眼望过去，便知那是完美之作，那是上等的艺术，那是可愉悦的，那便是所谓古典的美的作品。”

而身为徽州人的朱子刻书却并不在徽州，而是在福建建阳，鉴于当时刻印的风潮，朱子刻书可以称得上顺势而为甚至有些被动的商业行动。他开设同文书院，实为同 文书坊，大批量刻印自己和先贤的著作——古文献学者曹之认为，朱熹刻书一是为了生计，二是为了解决自己著作的出版问题，防止被书坊老板窃刊盗印，因朱熹在 这个方面吃过不少苦头。但朱子幼年既然能够安贫乐道，而外公更是徽州鼎鼎有名的大商人祝确，想来为生计着想的因素甚小，“防盗版”的说法更准确一点。

宋淳熙四年(1177年)，朱熹在建阳编成《论语集注》10卷、《孟子集注》14卷，终本尚未敲定，即被书坊窃出刊行。朱熹曾对其门人杨道夫说：“《论语 集注》盖某十年前本，为朋友传出，乡人遂不告而刊，及知觉则已分裂四处。而不可收矣。其间多所未稳，煞误看读。”朱子思忖了一阵，最终咽下了这口恶气，但 数年之后，他呕心沥血反复修改的《四书集注》，大修改前又被书贾窃刊。朱熹在给友人苏晋叟的信中发牢骚：“《论孟解》乃为建阳众人不相关白而辄刊行，方此 迫毁，然闻鬻书者已持其本四出矣。”

书商的卑劣行径最终促使大儒朱熹向商人的方向转换，为了保证自己的学术成功不受侵害，朱熹加入刻书的行列，在建阳崇化书坊开了一家名为同文书院，委付其子 朱在、女婿刘学古在其中刻印书籍。尽管规模很小，盈利甚微，朱子的声望却为它树立了高高的广告牌，同文书院竟成为了当时书坊的标杆。朱熹弟子熊禾在后来重 修同文书院时，写下了上梁文称：“儿郎伟，抛梁东，书籍日本高丽通……儿郎伟，抛梁北，万里车书通上国。”嘉靖《建阳县志》中有一幅著名的《书坊图》，便 以同文书院为中心进行构图。

朱子刻书对宋代书坊乃至出版业的发展功不可没，甚至改变了商人在人们心中的形象，拉近了商人与文人之间的关系。在朱子之后，意欲著书立说或者摆脱潦倒命运 的文人们，纷纷开坊刻印书籍，传统延绵至晚清。清人吴颐尊称朱子是学问家刻书的祖师爷，圣贤变通的商业作为，为自己在后人眼中更添了几分传奇色彩。

义利之辨

但作为一代宗师的朱子显然并非成功的商人，连合格都很勉强。如前面所说，他刻印的书籍主要是儒家经典和自己的评注集。其目的也不过是防盗版，弘扬孔孟之 道。经商的出发点就不在利益，是以亏得一塌糊涂。

以朱熹在当时的名望而言，前来购书的文人士子肯定是踏破了门槛——对于这些“顾客”而言，购书倒是次要的，能得见夫子尊荣，承蒙一席教诲，便已得偿所愿。 而谦和的朱子都以礼待之，不吝言语。对于言语相投的顾客或者熟稔的故交，更是慷慨赠书，丝毫不计成本。如此下来，同文书院是出的书多，进的银两倒寥寥无 几。

据说，朱子还是异地售书的先驱者。不少人因为路途遥远无法前往“实体店”，只好写信购买。而朱子不吝惜笔墨，认真回信，询问对方对于纸张、开本、装帧等方 面的要求。精细包装以车马送往。很多人得到朱子墨宝之后欣喜若狂，大有买椟还珠之意。“淘宝”式的经营在缺乏完善支付体系的情况下，让朱子往往迟迟收不到 书款。

可以预想，很快同文书坊就倒闭了，经营时间不过十余年。对于辗转讲学的朱熹而言，这并非不可承受的灾难。事实上，他有无数机会可以扭转自己的生意局面，比 如与陆九龄、陆九渊兄弟那场著名的鹅湖之会，前来旁听的超过千人，将古寺下的池塘水都喝干了。如果朱熹趁机签名销售自己的著作，完全可以成就一单大生意。 但并不排斥商业的朱子有自己的经营之道，对于道义和利益的理解让他心甘情愿地接受失败。

书商朱子坚持“以义制利”的原则，尤其强调“财自道生，利源义取”。换言之，只要遵循天理，即使不去刻意地追求“利”，“利”也会主动来找你；但无止境地 贪婪人欲，到最后利欲熏心，到最后祸必加身。朱子首先肯定了商业存在的价值，并将自身理学的精神浸润其中，演绎出自己独特的商业哲学观。

打破了过往儒家“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窠臼，朱熹甚至将“做生意”当做行仁义的一种手段，在官任上极力保护商贾，废除对商人的苛捐杂税，“凡丁钱、 役法之政，有不便于民者，悉厘而革之。”他喜欢和书工市贾打交道，对那些“以义取利”的商人大为赞赏。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朱子率先提出价值决定价格的论断，“物之不齐，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犹其有大小也。”他认为商品应当根据市场需求，除了价值以外， 根据运费、税赋、存储等因素来定价。同时主张设置货币兑换场所，方便货物交易，以大利天下，使人人得利而更深刻地理解义，与管仲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不 谋而合。

显而易见，朱子的商业理论与实践都不过是其理学观的发散呈现，尽管商人朱熹亏得一塌糊涂，但圣人朱熹却百世流传。尽管自宋代过后，人们一直避讳朱子的这段 经历，但他变通创新的“理学”深刻地影响了徽商，《朱子语类》、《家礼》等著作被徽商当做经商乃至宗族治理的圭臬。如今，在徽州古村落的诸多祠堂中，朱子 的教诲醒目地铭刻于牌匾或廊间，不由得令人出神地联想，一代宗师与徽州商帮之间竟然有着如此深厚的渊源。

(新安理学：中国哲学史上影响巨大的学派，发端于宋代的程颐和程颢两兄弟，被朱熹发扬光大，因三人皆祖籍新安郡（徽州前称）而得名。注重对天人关系的逻辑论证，前期提 倡“存天理，灭人欲”，朱熹丰富了这一概念的辩证层次，同时提出“格物致知”等思想范畴，渐成为徽州文化之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