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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纪》：文化传统也会作用到全球化的进程，同在东亚文化圈，中国企业很关注之前日本、韩国企业全球化的道路怎么走。以日企为例，一般人感觉日企的文化并不开放，比如，除了索尼、日产少数公司，一般日企的核心管理团队中很少见到非日籍人士，日本又是一个受儒学传统影响非常深的国家，那么，由于文化因素，中国企业是否同样会有类似的表现，让外籍人士敬而生畏？

　　杜维明：确实，全球化过程中的表现，地域文化的作用力相当大。不过，所谓“儒家传统”，就和基督教或者其他大的宗教一样，内部同样具有多元性，不是完全单一的。

　　中国的儒家当然代表着一种重要的模式，可是中国儒家和韩国、日本甚至是越南的儒家又有很大不同。比如，中国儒家重“孝”，家族观念格外深重，日本则完全不同，更注重“忠”；中国儒家文化侧重“文”，日本儒家文化在“文”以外还有“武士道”。

　　另外，日本有“养子制度”，中国就没有。在日本，自己家里有几个孩子，如果能力都不行，他会从其他家族领养孩子成为自己家族的继承人。比如我姓杜，领养我的那个家族姓李，我从此就姓李，跟杜家的关系就切断了，集中全部心力效忠于李家。所以，同样是家族企业，日企由于有这样的文化传统，他能在更大范围内选择精英，而被选中的精英又是高度忠诚的；但中国很多家族企业，往往沦落到家族内部成员争财产，企业败落得一塌糊涂。

   《21世纪》：你是说日本企业传承对于血缘关系看得不是太重？

　　杜维明：不看重，因为日本的“封闭”是对外封闭，但对内部就完全开放。日本的族群观念太强了，外籍人士，比如韩国人、菲律宾人在日本生活很长时间，还是没有办法被当地社会接纳。甚至，日企的外派员工，出去在国外生活三五年，回到本土后环境适应起来都有障碍，所以，很多外派人员一般出去很短时间就回国。这种封闭性是与岛国的地理因素相关的。但日本人的凝聚力和团队精神确是民族特色。日本经济尽管低迷20年，但日本社会普遍富有，人均收入仍是中国的十倍，贫富差距不严重，分配方面相当均衡，这有利于社会和谐。

　　《21世纪》：如果相对日本而言，中国的儒家传统中，是不是封闭性就没有那么强？

　　杜维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一个好处就是非常开放，中国人不仅好学习，而且比较宽容，排斥性很淡，各种不同的宗教也能共存。外国人来中国，只要讲几句中文我们都欢迎。中国一直是一个善于对话的民族，讲“双赢”，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反倒是现在社会越来越热衷竞争，把人与人的关系弄糟了。

　　精英阶层的责任

　　《21世纪》：有些观察者认为，现在中国社会道德感，包括商业道德在内，正在丧失，您怎么看？儒家思想又能为道德重建提供怎样的养分？

　　杜维明：儒家谈“仁义礼智信”。“仁”是同情，类似博爱和慈悲；“义”追求公正，比如对弱势群体就要有所倾斜，让他们生活好一点；“礼”要求人与人之间礼貌往来；“智”是智慧；“信”是信用。但是现在很多人的恻隐之心荡然无存；不少领域中金钱和权力勾结在一起，公正的价值不存在了；礼仪规范丢失了；智慧沦为竞争上的小聪明；诚信也出了大问题。我们固然有好的人文传统，当下确实有丢弃一干二净的危机。

　　《论语·颜渊篇》有一段：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里头孔子讲了三种价值：粮食、军队和诚信。粮食维持基本生活，军队用以维持秩序，诚信让社会更为和谐。孔子说，如果一定要去掉一个，首先去掉“兵”，还要去掉的话，就去掉“食”，绝对不能丢弃的是“信”，因为没有“信”国家就无以立足，“食”和“兵”就没有用了。而我们的社会，市场经济力量太强大，慢慢演变为“市场社会”。有些地方连宗教领域也被市场化了。

　　中国传统里头讲“富而知礼”，我们的社会整体并不富，“礼”更是荡然无存，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大家都很浮躁，非调解不可。

　　《21世纪》：社会要变得更为包容，制度供给要提供更多的开放度，以儒者的观点来看，你认为这样做的核心要点在哪里？

　　杜维明：精英阶层的责任感最重要，谁的力量越大，影响力越大，责任感应该越强。我们不能用太多责任去要求普通百姓，比如打工的民工，生活窘困到跳楼自杀者，更不用说黑窑洞打工的苦难的人们，他们只想讨生活，能活下去就是尊严。如果希望普通民众能有有尊严的生活，精英阶层要自觉要求自己。

　　儒家理念中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首先要求的是既得利益者要有强烈的责任感。现在，部分人权力在手，完全没有责任感，有钱有势的人撞死了人也觉得没有关系，自然引起民众强烈的反感。

　　在中国，政府的力量尤其庞大，政治责任感尤其要提高。我相信中国的政治领导有这样的自觉，但如何把责任伦理落实到人民的日常生活就必须有严格的法律机制和执法的承诺，这就需要从上到下贯彻到底，儒家所谓“上行下效”是基本原则。

　　《21世纪》：经济学上分析利益集团，他们是高度理性的、逐利的。你所说责任感，其实是寄望于精英阶层的自我觉醒吧？

　　杜维明：有可能。当然一下子就自觉自愿没有可能，关键起步很重要。现在已经有了慢慢转变的因素，比如，很多企业家就不满现在道德沦丧，他们愿意改变，媒体也在呼吁回归公平与正义。

　　当然，改变目前的状况，还要有突破点，这个突破点就应该是最有钱有权有势的人来做。比如，某一位企业家宣布将其财产全部捐献出来，这不仅是一种象征行为，同时提供了转变的契机。当然，人太少了不行，累积到一定量一定会有改变。

　　我们也在从教育方面做努力。现在我们就在北大倡导“经典会读”，就是几个同学聚在一起读经典，一句一句地读，然后讨论。中国接下来的三五年非常关键，要么出现转机，要么道德继续沉沦下去，直到不可逆转的危险。我不是个悲观者，但我目前确是忧心如焚。改变的初机必须从我们自己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