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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企业家近日建立了一个论坛，曰“楚商”，关于“楚商”的命名和精神内涵也展开了讨论。在本地媒体中看见相关的文章，论者从称谓上分析，将“楚商”归为儒商的湖北版。

将“楚商”归为儒商的湖北版，也许是对的。但所谓的“儒商”是什么意思？事实上，今天的语境中，“儒商”的称谓已经渐失意义。今天我们所谓的“儒商”，更像是有知识、涵养、商业道德等精神特质的商人。于是，对于一些有商业成就且名望较高的商人，媒体一股脑儿地称之为“儒商”——“儒商”意义的泛化，使之成为低成本褒奖的措辞。

“儒商”一词应该包含着一种价值指向，对这个词进行溯源，可以看清商业伦理与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何种互动关系。虽然我不尽赞同新儒学的很多理论，但从新儒学的观点来解释“儒商”这个词，倒是很合适的。现代新儒学最热衷于从传统文化基因中开掘出潜在的现代价值，而“儒商”这个词、这个群体在他们的研究中获得了最真实的意义。

余英时先生在《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一书中，有篇《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的文章，可以看做对“儒商”进行精神探源的研究典范之一。他搜罗文献，反复考据，终于找到“儒商”的源头，即“弃儒从贾”的士大夫、儒化了的商人。明朝中叶开始，由于人口剧增，科举名额仍然严格限定，因此无法容纳“冗余”的读书人，迫于生计，“弃儒从贾”成为当时流行的现象，并使得商人队伍开始大大增加。

“弃儒从贾”为士商合流打开了一扇窗户。一方面，作为儒家价值、伦理垄断表达者的士大夫们，在其笔下，商人开始得到褒赞，地位开始上升，商业活动对于社会的积极意义逐渐得到儒家话语的认可；另一方面，儒家的价值、伦理渐渐输入到商业活动中，商人开始“儒化”，他们出于功利态度抑或真心实意地“附庸”儒家做派，其手段表现为通过捐资助学、兴建祠堂、筹助地方建设等等以求获得儒家标准的认可，以进一步摆脱传统儒家伦理所鄙视的商人地位——当然，这些手段恰恰方便了传统慈善事业的发展。

以士商合流的历史来谈“儒商”，实为追溯商业阶层、商业精神的发育。虽然各路“商帮”的崛起皆因不同的地理、经济条件所致，但如果没有商业阶层壮大、商人地位擢升、商业伦理价值规范之形成等种种历史变革因素的形成，他们也难成大器，更不会形成全国性影响。晚明时期开始壮大的晋商、徽商等，很大程度上即受赐于这些历史变革因素。而我们今天谈到晋商、徽商等等，过于在乎“商帮”的特色，这实际上是将目光着眼于宗族关系和血缘纽带，难免局限在了单纯的本土情怀、老乡情怀中。

如果说“楚商”是“儒商”的湖北版，那么首先应当对“儒商”进行追根溯源。从“儒商”的历史中，我们应能找到工商业文明的精神基础，看到商业历史的变革因素，并找到商业、商人现代化的路径。如果只是把“儒商”当成如今媒体中惯用的廉价褒奖，只是把晋商、徽商、浙商乃至我们的“楚商”当作宗族、血缘情怀的商业载体，那么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