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的儒商文化底蕴
宁波素有“儒商摇篮”、“商贾之乡”之称,是一个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工商业较为发达的港口城市。地理位置优越,口岸优势明显,自古以来就是重要港口城市,并素有经商、开展海外贸易的传统。研究宁波历史,挖掘儒商文化底蕴,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以拓展发展思路,加快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建设,是当前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个重要工作步骤。
一、 宁波的儒商文化源远流长
宁波区位地理条件优越,濒临西太平洋,位居我国大陆东部沿海的最中间,有着自然条件优越的港口,且有着较为丰富的内河资源,甬江、姚江、奉化江三江汇集,地势平坦,气候宜人,水资源丰富,十分适宜于人类居住和开展对外交流与贸易。宁波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可以追塑到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据考古研究,当时居住在姚江流域的河姆渡人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文明水平,已学会了种植水稻,步入原始农业社会,并出现了原始商品交易的萌芽。宁波自古人杰地灵,人才辈出,素有“文教之邦”的美称。宁波历来又是一个重要的港口贸易城市。宁波港自西汉作为军事港口启用以后,逐渐演变为贸易口岸。西汉时期宁波就开始了对外贸易和交往。唐朝时随着对外贸易的日渐繁荣,设立了市舶司(相当于现在的海关)。南宋时期,随着朝庭南迁杭州,宁波的对外贸易更是空前繁荣。鸦片战争之后,宁波成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1844年正式开埠。正是凭借优越的自然条件、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悠久的商贸传统蕴育了宁波源远流长的儒商文化。
宁波儒商文化最早的代表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范蠡。范蠡原本是越国的上将军,是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后弃官隐居于宁波东钱湖边的陶公山,自称陶朱公,致力于商贸经营,不久即成为富甲一方的大财主。范蠡的商贸思想表现在“计然之术”,即商贸活动必须要与自然界的发展变化相适应,要遵循客观自然规律。他把政治、军事知识灵活运用于经营之道,运用朴素的辩证思维创立了“赢缩转化”的经商理念,认为客观世界是呈循环变化的,信奉“贵上极则反贱,贱上极则反贵”,与一般商人反向运作,“水则资舟,旱则资车”,求什一之利,逐致大富。
对宁波儒商文化具有重大影响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北宋时期曾任鄞县县令的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王安石极力鼓励中小商人自主经营,他推出了“商税钱不满30文者免征”的政策,对当时流行的朱熹理学所倡导的“商为末务”、“耻言财利”观念提出了大胆挑战,提出了“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义也”的务实新观念。这对以务实为本的儒商文化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南宋时期,杨适、楼郁等宁波籍学者继承和发扬了陆九渊的“陆派心学”,创建了“四明学派”,创立了“吾心即道”说、“公心为政”说、“良知良行”论等学说,提出了经商须先“立本”即须端正个人道德品质修养的观点;在社会生活中,“君民一体”,反对君尊民卑之分的观点等,对后世经商有较大影响。
明朝的王守仁(世称阳明先生)创建了“阳明学派”(即姚江学派),在思想道德方面提出了“致良行”学说,以“无善无恶是至善”的“良知”为判断善恶道德的标准。经其学生发扬光大,影响了宁波籍商人的商贸理念。其哲学思想传至日本,成为明治维新的重要思想基础之一。
清初以黄宗羲为代表的宁波籍学者创立了“浙东学派”,倡导“经世致用”,他们从人们“有生之初”就是自私自利的观点出发,提出个人“不享其利”是不合于天下人情的,公开指出工商皆本,更彻底地否定了以工商为末的传统观点。同时也提出“此古圣王崇本抑末之道,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浙东学派”的学术思想对后世商人的经商理念有着更为重大的影响。
在近现代,宁波籍商人恪守优秀的儒商文化传统,积极开拓创新,在事业发展上做出了巨大成就。如近代的上海滩大亨虞洽卿、朱葆山等,现代的香港巨商包玉刚、邵逸夫、吴锦堂等。据统计,目前“宁波帮”广泛分布于世界64个国家和地区,总人数已超过30万,其中不乏工商巨头和世界级名流。在香港的十大富豪中,“宁波帮”占有三席;在为数不多的“世界船王”中,“宁波帮”占有三席。“宁波帮”商人务工经商,善于经营,勇于开拓,已成了世界经贸发展舞台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拥有着雄厚的资本实力。这充分说明宁波的儒商文化底蕴深厚,有着极强的现代实用意义。也正因为这一批拥有儒商文化底蕴的宁波帮商人,从而使宁波成为斐声海内外的商贸城市。
二、 宁波的儒商文化特征鲜明
积聚了二千多年的宁波儒商文化具有十分鲜明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十二个字:务实、明理、进取、重文、包容、机敏。
务实求真是宁波儒商文化的第一特征。宁波籍商人不拘泥于传统封建理学的言义、言理、不言利的旧观念,奉行“理财乃义也”的务实观念,既言义、言理,也言利,把义与利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不是封建理学者们那样把二者对立起来。宁波籍商人信奉谋利而不忘义,谋利就是为了义,有了利才能真正实现义。否则,空谈义,不谋利,于事无益,于家无补,一切徒劳。这可以从包玉刚、邵逸夫等一大批宁波帮商人在发家致富后对家乡宁波的教育事业无私捐助得到印证。
明理守信是宁波儒商文化的第二特征。宁波籍商人知书明理,通情达理,以信为本。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宁波籍商人以理服人,为人处事礼让三先,轻易不与人争斗,给人以谦虚、随和的良好形象。在处理商务活动中,以理(规则)在先,遵守规矩,讲究诚信。不行非法之事,不取非义之财,不失承诺之信,守德守义守信,这是宁波籍商人明理意识的显著表现。与人相处讲道理、明是非,这使得宁波籍商人在商务活动中给人以信任感、可靠感,这才能使其生意不断地做强做大。“宁波帮”在海外多出大商人,这就是明证。积极进取是宁波儒商文化的第三特宁波籍商人奋发向上,积极进取,敢闯世界,勇于开拓创新。不固守本土,勇于向外开拓市场,这是海外“宁波帮”商人的重要经商理念。从唐朝起,宁波商人就积极地向海外拓展市场,积极开展对外贸易,宁波的慈溪、镇海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源地。到南宋时,对外贸易更是发展到了顶峰,仅关税收入就占到当时南宋王朝全部税收的三分之一以上。同时,宁波人也不小富即安,不断把生意做强、做大。
崇尚文化是宁波儒商文化的第四特征。宁波籍商人十分注重文化教育,认为文化知识是创造财富的最重要依靠,只要有钱,首先就送子弟上学。在宁波人的观念中,学商必须先学文。因此,宁波在历史上出商人多,出文人墨客和得第学子更多。宁波籍商人中大多数是有文化素养的儒商,这就是他们能够正确把握市场形势、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不断做大商贸业务的根本原因。
包容兼纳是宁波儒商文化的第五特征。海纳百川,不拒细流,宁波籍商人能够胸怀大局,着眼长远,能够以较大的气度容纳比自己强的人,也能够以仁爱之心对待不如自己的人,所以宁波籍商人能够与各类人打交道,与各种人友好相处。交流与沟通是经商的第一要务,而包容兼纳是交流与沟通的必要条件。宁波有着上千年的对外贸易历史,有着丰富的对外交流经验,因此历史上宁波籍商人以善于与人打交道著称。大方豁达,不与人斤斤计较,这是宁波籍商人能够在竞争激烈的生意场上不断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机警敏感是宁波儒商文化的第六特征。青山绿水的秀美自然环境、湿润温和的宜人气候条件造就了宁波人机警、敏感、细腻的性格特点,他们习惯于从现象的细微处来观察和分析,往往能够分析出深层次的规律,能够把握住稍纵即逝的机遇。同时,宁波人见多识广,有上千年的外贸经验,并善于总结和分析,所以能够在生意场上比别人多几份胜算。善抓机遇是宁波籍商人的一个重要特点,这可以从近现代许多宁波帮商人的发迹史上得到很好的印证。
一、 宁波的儒商文化源远流长
宁波区位地理条件优越,濒临西太平洋,位居我国大陆东部沿海的最中间,有着自然条件优越的港口,且有着较为丰富的内河资源,甬江、姚江、奉化江三江汇集,地势平坦,气候宜人,水资源丰富,十分适宜于人类居住和开展对外交流与贸易。宁波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可以追塑到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据考古研究,当时居住在姚江流域的河姆渡人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文明水平,已学会了种植水稻,步入原始农业社会,并出现了原始商品交易的萌芽。宁波自古人杰地灵,人才辈出,素有“文教之邦”的美称。宁波历来又是一个重要的港口贸易城市。宁波港自西汉作为军事港口启用以后,逐渐演变为贸易口岸。西汉时期宁波就开始了对外贸易和交往。唐朝时随着对外贸易的日渐繁荣,设立了市舶司(相当于现在的海关)。南宋时期,随着朝庭南迁杭州,宁波的对外贸易更是空前繁荣。鸦片战争之后,宁波成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1844年正式开埠。正是凭借优越的自然条件、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悠久的商贸传统蕴育了宁波源远流长的儒商文化。
宁波儒商文化最早的代表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范蠡。范蠡原本是越国的上将军,是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后弃官隐居于宁波东钱湖边的陶公山,自称陶朱公,致力于商贸经营,不久即成为富甲一方的大财主。范蠡的商贸思想表现在“计然之术”,即商贸活动必须要与自然界的发展变化相适应,要遵循客观自然规律。他把政治、军事知识灵活运用于经营之道,运用朴素的辩证思维创立了“赢缩转化”的经商理念,认为客观世界是呈循环变化的,信奉“贵上极则反贱,贱上极则反贵”,与一般商人反向运作,“水则资舟,旱则资车”,求什一之利,逐致大富。
对宁波儒商文化具有重大影响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北宋时期曾任鄞县县令的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王安石极力鼓励中小商人自主经营,他推出了“商税钱不满30文者免征”的政策,对当时流行的朱熹理学所倡导的“商为末务”、“耻言财利”观念提出了大胆挑战,提出了“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义也”的务实新观念。这对以务实为本的儒商文化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南宋时期,杨适、楼郁等宁波籍学者继承和发扬了陆九渊的“陆派心学”,创建了“四明学派”,创立了“吾心即道”说、“公心为政”说、“良知良行”论等学说,提出了经商须先“立本”即须端正个人道德品质修养的观点;在社会生活中,“君民一体”,反对君尊民卑之分的观点等,对后世经商有较大影响。
明朝的王守仁(世称阳明先生)创建了“阳明学派”(即姚江学派),在思想道德方面提出了“致良行”学说,以“无善无恶是至善”的“良知”为判断善恶道德的标准。经其学生发扬光大,影响了宁波籍商人的商贸理念。其哲学思想传至日本,成为明治维新的重要思想基础之一。
清初以黄宗羲为代表的宁波籍学者创立了“浙东学派”,倡导“经世致用”,他们从人们“有生之初”就是自私自利的观点出发,提出个人“不享其利”是不合于天下人情的,公开指出工商皆本,更彻底地否定了以工商为末的传统观点。同时也提出“此古圣王崇本抑末之道,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浙东学派”的学术思想对后世商人的经商理念有着更为重大的影响。
在近现代,宁波籍商人恪守优秀的儒商文化传统,积极开拓创新,在事业发展上做出了巨大成就。如近代的上海滩大亨虞洽卿、朱葆山等,现代的香港巨商包玉刚、邵逸夫、吴锦堂等。据统计,目前“宁波帮”广泛分布于世界64个国家和地区,总人数已超过30万,其中不乏工商巨头和世界级名流。在香港的十大富豪中,“宁波帮”占有三席;在为数不多的“世界船王”中,“宁波帮”占有三席。“宁波帮”商人务工经商,善于经营,勇于开拓,已成了世界经贸发展舞台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拥有着雄厚的资本实力。这充分说明宁波的儒商文化底蕴深厚,有着极强的现代实用意义。也正因为这一批拥有儒商文化底蕴的宁波帮商人,从而使宁波成为斐声海内外的商贸城市。
二、 宁波的儒商文化特征鲜明
积聚了二千多年的宁波儒商文化具有十分鲜明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十二个字:务实、明理、进取、重文、包容、机敏。
务实求真是宁波儒商文化的第一特征。宁波籍商人不拘泥于传统封建理学的言义、言理、不言利的旧观念,奉行“理财乃义也”的务实观念,既言义、言理,也言利,把义与利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不是封建理学者们那样把二者对立起来。宁波籍商人信奉谋利而不忘义,谋利就是为了义,有了利才能真正实现义。否则,空谈义,不谋利,于事无益,于家无补,一切徒劳。这可以从包玉刚、邵逸夫等一大批宁波帮商人在发家致富后对家乡宁波的教育事业无私捐助得到印证。
明理守信是宁波儒商文化的第二特征。宁波籍商人知书明理,通情达理,以信为本。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宁波籍商人以理服人,为人处事礼让三先,轻易不与人争斗,给人以谦虚、随和的良好形象。在处理商务活动中,以理(规则)在先,遵守规矩,讲究诚信。不行非法之事,不取非义之财,不失承诺之信,守德守义守信,这是宁波籍商人明理意识的显著表现。与人相处讲道理、明是非,这使得宁波籍商人在商务活动中给人以信任感、可靠感,这才能使其生意不断地做强做大。“宁波帮”在海外多出大商人,这就是明证。积极进取是宁波儒商文化的第三特宁波籍商人奋发向上,积极进取,敢闯世界,勇于开拓创新。不固守本土,勇于向外开拓市场,这是海外“宁波帮”商人的重要经商理念。从唐朝起,宁波商人就积极地向海外拓展市场,积极开展对外贸易,宁波的慈溪、镇海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源地。到南宋时,对外贸易更是发展到了顶峰,仅关税收入就占到当时南宋王朝全部税收的三分之一以上。同时,宁波人也不小富即安,不断把生意做强、做大。
崇尚文化是宁波儒商文化的第四特征。宁波籍商人十分注重文化教育,认为文化知识是创造财富的最重要依靠,只要有钱,首先就送子弟上学。在宁波人的观念中,学商必须先学文。因此,宁波在历史上出商人多,出文人墨客和得第学子更多。宁波籍商人中大多数是有文化素养的儒商,这就是他们能够正确把握市场形势、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不断做大商贸业务的根本原因。
包容兼纳是宁波儒商文化的第五特征。海纳百川,不拒细流,宁波籍商人能够胸怀大局,着眼长远,能够以较大的气度容纳比自己强的人,也能够以仁爱之心对待不如自己的人,所以宁波籍商人能够与各类人打交道,与各种人友好相处。交流与沟通是经商的第一要务,而包容兼纳是交流与沟通的必要条件。宁波有着上千年的对外贸易历史,有着丰富的对外交流经验,因此历史上宁波籍商人以善于与人打交道著称。大方豁达,不与人斤斤计较,这是宁波籍商人能够在竞争激烈的生意场上不断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机警敏感是宁波儒商文化的第六特征。青山绿水的秀美自然环境、湿润温和的宜人气候条件造就了宁波人机警、敏感、细腻的性格特点,他们习惯于从现象的细微处来观察和分析,往往能够分析出深层次的规律,能够把握住稍纵即逝的机遇。同时,宁波人见多识广,有上千年的外贸经验,并善于总结和分析,所以能够在生意场上比别人多几份胜算。善抓机遇是宁波籍商人的一个重要特点,这可以从近现代许多宁波帮商人的发迹史上得到很好的印证。
三、宁波的儒商文化意义重大
儒商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也是宁波宝贵的商业文化基础,更是宁波经济和社会加快发展的人文支撑。在当前,弘扬儒商文化传统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开展对外交流、促进经贸发展等方面都有着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世界影响。
第一,儒商文化是公民道德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江总书记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方略,吸收了儒家“修齐治平”思想的精髓。中共中央印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确立了“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二十字基本道德规范,与儒商文化一脉相承,是对几千年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继承和发扬。根植于儒家思想和商业文化发展形成的儒商文化,与《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互相印证,可以说是《公民道德建设纲要》的商业版本。因此,把提倡儒商文化与贯彻落实《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有机结合起来,重铸道德长城,有助于推动公民道德素质的全面提高,有助于市场经济中信誉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第二,儒商文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补充。儒商文化中明理守信的特征对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市场经济首先是法制经济和信用经济,这不仅仅是要去建立一套法律法规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去教育和引导广大群众去遵守这一体系。明理才能守法,这是市场经济对公民道德的最基本要求。守信是市场经济的生命。但由于我们的市场经济还处在起步阶段,再加上长期的“斗争哲学”对传统道德的破坏,使得市场经济秩序难以迅速纳入法制化轨道,从假冒伪劣商品的泛滥成灾,到上市公司的集体造假,再到厦门远华走私、沈阳慕马的腐败大案等,无不在昭示着重振道德、重树信誉的必要。在大力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逐步在全社会形成诚信为本的今天,我们提倡儒商文化可谓切中时弊,恰逢其时。
第三,弘扬儒商文化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内容。精神与物质,经济与文化要协调节发展,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这样才能使宁波在不远的将来建设成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中华民族是文化底蕴深厚的民族,宁波也是文化历史悠久的城市。五千年文明古国的文化遗产中有着许多精华,很多优秀文化思想是长久发展所形成的发展规律,特别是儒商文化中自主进取、开放创新的价值取向和“重义轻利”、“修身治家”、“藏富于民”的理念追求,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仍发挥着作用。这是我们的最大精神财富和生存根基,也是中华民族复兴重要的思想基础和文化支撑。如何把儒商文化的优秀传统与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建设新形势、新情况有机结合起来,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并不断发扬光大,使儒商文化成为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是我们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
第四,儒商文化是凝聚海内外华商的“磁石”。据资料显示,居住在海外的华人华侨达5500多万人,包括香港、台湾在内的华人资产高达2万亿美元,而其中宁波帮商人就有30多万人。绝大多数海外华商、儒商都有一颗中国心,不忘国家的发展与兴旺。从康梁的改良运动、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抗日战争再到改革开放,都得到了海外华人华侨的无私援助和鼎力支持,为祖国的民族解放和繁荣富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儒商文化以孔孟儒家思想为核心,吸纳了“经世致用”的实学精神和经商重商的务实风格,在海内外华商、儒商中产生强烈的共鸣,引发起他们的故国情怀和道德归属感,是海内外华商恪守的经商做人之本。
第五,儒商文化是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的“孵化器”。亚洲的崛起已成不争的事实,东亚现代化成为西方文明最强有力的挑战者。“大中华经济区”已成为继美国、日本、德国之后的世界“第四增长极”。目前亚洲是当今世界经济与贸易最活的地区之一,但在贸易自由化方面,亚洲却最为落后,长期以来一直处于相对松散的经济组织状态,制度性障碍和交易成本太高,大大制约了本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因此,要着着力推进亚洲经济一体化,以节约各国之间的交易成本,降低各国的市场风险,减少各国之间的贸易磨擦,要以制度化方式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竞争规则,处理贸易冲突和争解决机制。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儒商文化可以在亚洲经济贸易一体化的进程中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一是儒商文化是亚洲国家特别是东亚、东南亚国家都能够接受的文化,儒商文化在这些地区影响广泛,是亚洲少有的“共同点”。思想文化领域的交流可以来推动经贸领域的合作和经济体制的融合。二是儒商文化是一种讲究诚信、仁爱、立人的“双赢”、“多赢”哲学,注重兼顾各方面的利益,在经贸合作中能够引起共鸣,得到大家的支持,可以担当起促进亚洲国家和地区经贸合作的重任。三是以中国传统的儒商文化作纽带,可以使我国在亚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在今后的区域经贸活动中占据更加主动的地位。
第六,儒商文化是与世界文明交流与合作的有效平台。随着加入WTO,中国正在加快融入世界经济,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的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以其经济、军事和科技上的优势,力图把他们的文化观念,价值标准、生活方式强加于发展中国家,试图以文化侵袭来达到占领商品市场的目的,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和价值观念面临着来自西方文化的冲击和挤压。我们迫切需要树立自己优秀的传统文化作为与西方文化对话的资本。中国的儒家文化博大精深,与经商实践相结合所形成的儒商文化更是在国际经贸中显示出明显的优势。因此,以优秀的儒商文化为代表,可以与西方文化进行交流与合作,取长补短,互相促进,以促进东西方文明的协调发展和平等发展,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文化观念的融合和世界和平。
四、弘扬儒商文化的几点建议
宁波的儒商文化底蕴长达二千多年,具有悠久的历史,有着丰富的内涵,是宁波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的精神支撑。但客观地来分析,宁波目前尚未能够很好地发扬光大优秀的儒商文化传统,在一些方面反而出现了传统优秀文化的衰退,如讲信誉、守道义、重知识等方面,让人感到优秀的传统文化在消失,让人感叹道德礼仪在退步。在经济全球化加快的今天,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优秀儒商文化传统是宁波城市综合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方面,积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挖掘儒商文化的积极内核,树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新风尚,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
第一,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弘扬优秀儒商文化。优秀文化的发扬光大与宣传教育密切相关,宣传、新闻、文化、教育等相关部门要注重对我市优秀儒商文化传统的宣传和教育,使之家喻户晓,老幼皆知,成为大家的共识,同时要使之成为本市公民文明道德的一项重要内容,成为城市精神的特色。宣传部门和新闻媒体要加强对外宣传宁波的儒商文化,以进一步扩大对外影响;文化部门要组织专家学者对儒商文化进行深层次的挖掘研究,组织专门的学术研讨会对宁波的儒商文化进行有规模的的研讨活动,积极组织力量,以丰富多样的文艺形式表达宁波传统的儒商文化,使之家喻户晓,深入民心;教育部门应在中小学德育教育中积极地把传统的儒商文化结合进去,努力培育具有儒商文化精神特色的新人,使儒商文化的精神能够代代相传。
第二,要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加大设施建设力度。要加大对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不断改善儒商文化发展的硬件。我们要主动改变重物质轻精神、重经济轻文化的错误倾向,在经济发展已达到较高水平的条件下,财政性投资项目要更多地向社会事业倾斜,尤其是要向文化项目倾斜,不断改善文化事业发展的物质基础,让宁波儒商文化的进一步发扬光大有好的载体。在当前,要加快博物馆、美术馆、慈城古镇、中华儒商文化项目等文化设施的建设步伐,在资金上予以优先保证,这样就能够使今后儒商文化的发展有一个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三,要加强对外联系沟通,开展文化协作交流。要积极地以传统的儒商文化开展与国内外宁波帮的联系与沟通。传统的儒商文化是联系国内外宁波籍商人感情的重要纽带。在外的宁波籍商人与故乡宁波情相牵、心相连,尽管生活条件、工作方式,甚至是语言各不相同,但共同的传统儒商文化的教育背景及其深远的影响,使他们的观念、意识及行为方式相类似,因而相互间容易沟通和理解,容易产生共鸣。因此,我们应该积极地以儒商文化、外滩文化、海上丝绸之路等为主题,开展学术研讨和文化交流,以不断增强宁波籍商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吸引他们更多地参与宁波的经济和社会建设。
第四,要不断改进政府服务,积极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逐步提高文化服务水平,以改善儒商文化发展的软件。政府部门应该放眼长远,转变观念,把文化建设工作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首要任务来抓,使我们的党和政府真正成为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要积极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倡导优秀的传统文化。要引进和培养优秀的文化人才,提高全体市民的文化素养水平。要加强对文化活动的管理和引导,保持各项文化活动的规范有序。要积极研究鼓励政策,推进文化行业的市场化、产业化进程,以宁波儒商文化的深厚底蕴作为特色,做强做大文化产业,不断增强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第五,要主动结合经济发展,促进文化引导发展。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践要与儒商文化紧密地结合起来。儒商文化是我市二千多年悠久历史积累下来的优秀传统,在当前仍有着积极的实践意义。要在经济发展中认真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以先进的、优秀的文化思想作为经济发展的精神支柱,把儒商文化中的精髓与现实的商贸活动有机结合起来,创导新的商贸文化,在商贸活动中树立宁波市民守法、诚信、创新、务实、宽容的良好形象。同时,要总结当代商业文化的典型经验,并加以宣传,使儒商文化在新的时代得以不断发扬光大。
儒商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也是宁波宝贵的商业文化基础,更是宁波经济和社会加快发展的人文支撑。在当前,弘扬儒商文化传统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开展对外交流、促进经贸发展等方面都有着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世界影响。
第一,儒商文化是公民道德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江总书记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方略,吸收了儒家“修齐治平”思想的精髓。中共中央印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确立了“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二十字基本道德规范,与儒商文化一脉相承,是对几千年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继承和发扬。根植于儒家思想和商业文化发展形成的儒商文化,与《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互相印证,可以说是《公民道德建设纲要》的商业版本。因此,把提倡儒商文化与贯彻落实《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有机结合起来,重铸道德长城,有助于推动公民道德素质的全面提高,有助于市场经济中信誉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第二,儒商文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补充。儒商文化中明理守信的特征对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市场经济首先是法制经济和信用经济,这不仅仅是要去建立一套法律法规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去教育和引导广大群众去遵守这一体系。明理才能守法,这是市场经济对公民道德的最基本要求。守信是市场经济的生命。但由于我们的市场经济还处在起步阶段,再加上长期的“斗争哲学”对传统道德的破坏,使得市场经济秩序难以迅速纳入法制化轨道,从假冒伪劣商品的泛滥成灾,到上市公司的集体造假,再到厦门远华走私、沈阳慕马的腐败大案等,无不在昭示着重振道德、重树信誉的必要。在大力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逐步在全社会形成诚信为本的今天,我们提倡儒商文化可谓切中时弊,恰逢其时。
第三,弘扬儒商文化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内容。精神与物质,经济与文化要协调节发展,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这样才能使宁波在不远的将来建设成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中华民族是文化底蕴深厚的民族,宁波也是文化历史悠久的城市。五千年文明古国的文化遗产中有着许多精华,很多优秀文化思想是长久发展所形成的发展规律,特别是儒商文化中自主进取、开放创新的价值取向和“重义轻利”、“修身治家”、“藏富于民”的理念追求,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仍发挥着作用。这是我们的最大精神财富和生存根基,也是中华民族复兴重要的思想基础和文化支撑。如何把儒商文化的优秀传统与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建设新形势、新情况有机结合起来,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并不断发扬光大,使儒商文化成为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是我们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
第四,儒商文化是凝聚海内外华商的“磁石”。据资料显示,居住在海外的华人华侨达5500多万人,包括香港、台湾在内的华人资产高达2万亿美元,而其中宁波帮商人就有30多万人。绝大多数海外华商、儒商都有一颗中国心,不忘国家的发展与兴旺。从康梁的改良运动、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抗日战争再到改革开放,都得到了海外华人华侨的无私援助和鼎力支持,为祖国的民族解放和繁荣富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儒商文化以孔孟儒家思想为核心,吸纳了“经世致用”的实学精神和经商重商的务实风格,在海内外华商、儒商中产生强烈的共鸣,引发起他们的故国情怀和道德归属感,是海内外华商恪守的经商做人之本。
第五,儒商文化是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的“孵化器”。亚洲的崛起已成不争的事实,东亚现代化成为西方文明最强有力的挑战者。“大中华经济区”已成为继美国、日本、德国之后的世界“第四增长极”。目前亚洲是当今世界经济与贸易最活的地区之一,但在贸易自由化方面,亚洲却最为落后,长期以来一直处于相对松散的经济组织状态,制度性障碍和交易成本太高,大大制约了本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因此,要着着力推进亚洲经济一体化,以节约各国之间的交易成本,降低各国的市场风险,减少各国之间的贸易磨擦,要以制度化方式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竞争规则,处理贸易冲突和争解决机制。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儒商文化可以在亚洲经济贸易一体化的进程中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一是儒商文化是亚洲国家特别是东亚、东南亚国家都能够接受的文化,儒商文化在这些地区影响广泛,是亚洲少有的“共同点”。思想文化领域的交流可以来推动经贸领域的合作和经济体制的融合。二是儒商文化是一种讲究诚信、仁爱、立人的“双赢”、“多赢”哲学,注重兼顾各方面的利益,在经贸合作中能够引起共鸣,得到大家的支持,可以担当起促进亚洲国家和地区经贸合作的重任。三是以中国传统的儒商文化作纽带,可以使我国在亚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在今后的区域经贸活动中占据更加主动的地位。
第六,儒商文化是与世界文明交流与合作的有效平台。随着加入WTO,中国正在加快融入世界经济,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的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以其经济、军事和科技上的优势,力图把他们的文化观念,价值标准、生活方式强加于发展中国家,试图以文化侵袭来达到占领商品市场的目的,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和价值观念面临着来自西方文化的冲击和挤压。我们迫切需要树立自己优秀的传统文化作为与西方文化对话的资本。中国的儒家文化博大精深,与经商实践相结合所形成的儒商文化更是在国际经贸中显示出明显的优势。因此,以优秀的儒商文化为代表,可以与西方文化进行交流与合作,取长补短,互相促进,以促进东西方文明的协调发展和平等发展,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文化观念的融合和世界和平。
四、弘扬儒商文化的几点建议
宁波的儒商文化底蕴长达二千多年,具有悠久的历史,有着丰富的内涵,是宁波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的精神支撑。但客观地来分析,宁波目前尚未能够很好地发扬光大优秀的儒商文化传统,在一些方面反而出现了传统优秀文化的衰退,如讲信誉、守道义、重知识等方面,让人感到优秀的传统文化在消失,让人感叹道德礼仪在退步。在经济全球化加快的今天,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优秀儒商文化传统是宁波城市综合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方面,积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挖掘儒商文化的积极内核,树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新风尚,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
第一,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弘扬优秀儒商文化。优秀文化的发扬光大与宣传教育密切相关,宣传、新闻、文化、教育等相关部门要注重对我市优秀儒商文化传统的宣传和教育,使之家喻户晓,老幼皆知,成为大家的共识,同时要使之成为本市公民文明道德的一项重要内容,成为城市精神的特色。宣传部门和新闻媒体要加强对外宣传宁波的儒商文化,以进一步扩大对外影响;文化部门要组织专家学者对儒商文化进行深层次的挖掘研究,组织专门的学术研讨会对宁波的儒商文化进行有规模的的研讨活动,积极组织力量,以丰富多样的文艺形式表达宁波传统的儒商文化,使之家喻户晓,深入民心;教育部门应在中小学德育教育中积极地把传统的儒商文化结合进去,努力培育具有儒商文化精神特色的新人,使儒商文化的精神能够代代相传。
第二,要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加大设施建设力度。要加大对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不断改善儒商文化发展的硬件。我们要主动改变重物质轻精神、重经济轻文化的错误倾向,在经济发展已达到较高水平的条件下,财政性投资项目要更多地向社会事业倾斜,尤其是要向文化项目倾斜,不断改善文化事业发展的物质基础,让宁波儒商文化的进一步发扬光大有好的载体。在当前,要加快博物馆、美术馆、慈城古镇、中华儒商文化项目等文化设施的建设步伐,在资金上予以优先保证,这样就能够使今后儒商文化的发展有一个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三,要加强对外联系沟通,开展文化协作交流。要积极地以传统的儒商文化开展与国内外宁波帮的联系与沟通。传统的儒商文化是联系国内外宁波籍商人感情的重要纽带。在外的宁波籍商人与故乡宁波情相牵、心相连,尽管生活条件、工作方式,甚至是语言各不相同,但共同的传统儒商文化的教育背景及其深远的影响,使他们的观念、意识及行为方式相类似,因而相互间容易沟通和理解,容易产生共鸣。因此,我们应该积极地以儒商文化、外滩文化、海上丝绸之路等为主题,开展学术研讨和文化交流,以不断增强宁波籍商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吸引他们更多地参与宁波的经济和社会建设。
第四,要不断改进政府服务,积极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逐步提高文化服务水平,以改善儒商文化发展的软件。政府部门应该放眼长远,转变观念,把文化建设工作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首要任务来抓,使我们的党和政府真正成为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要积极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倡导优秀的传统文化。要引进和培养优秀的文化人才,提高全体市民的文化素养水平。要加强对文化活动的管理和引导,保持各项文化活动的规范有序。要积极研究鼓励政策,推进文化行业的市场化、产业化进程,以宁波儒商文化的深厚底蕴作为特色,做强做大文化产业,不断增强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第五,要主动结合经济发展,促进文化引导发展。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践要与儒商文化紧密地结合起来。儒商文化是我市二千多年悠久历史积累下来的优秀传统,在当前仍有着积极的实践意义。要在经济发展中认真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以先进的、优秀的文化思想作为经济发展的精神支柱,把儒商文化中的精髓与现实的商贸活动有机结合起来,创导新的商贸文化,在商贸活动中树立宁波市民守法、诚信、创新、务实、宽容的良好形象。同时,要总结当代商业文化的典型经验,并加以宣传,使儒商文化在新的时代得以不断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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