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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儒商精神这一概念是指一种援儒入商所形成的独特的商业人格和行为规范，所谓儒商也就是指作为商人而要有儒的精神、儒的气度、儒的道德规范，以儒家的道德理想和道德追求为准则去从商、经商，在商业行为中渗透儒家所倡导和躬行的"仁、义、礼、智、信"。
　　在农业经济时代，人们对经济的认识水平受到了很大限制，社会观念往往轻商、贱商，商业的经济价值长时期得不到实事求是的认识，这种情况甚至于高喊"割资本主义尾巴"和"反投机倒把"的时代，当时虽然也有"工、农、兵、学、商"的排序，但"学"且地位低下，"商"就更不足论，同中国传统商人居"四民"之末的地位相比并没有多大改观。"商品的流通环节并不增加社会财富"，"无商不奸"、"无奸不商"几乎成为对商人和商业的评定。在这种背景下，从商、经商实则如同犯下原罪，商人也要以为社会所尊崇的儒家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来规范要求自己，或是将"贾而儒行"、"以儒术饬商事"作为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儒商就应运而生。
　　儒商起源于何时？这个问题比较难于正面回答，应根据儒商定义的宽狭来加以大致推断。若文人加商人亦即有文化的商人即为儒商，那么，自有商人起就有儒商，春秋战国之范蠡、白圭、汉之桑弘羊均为儒商代表。但这样的解释显然不能令人满意，盖因儒与商真正"合流"当可大大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创造出灿烂的商业文明，形成一种比较稳固的、为社会所公认的商德，应而儒商作为群体的出现不会太早，当以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明代为儒商大量出现为宜，而明代中叶徽商这一个商人集团的崛起应视为儒商真正出现。他们有明确的以儒家道德观念经商的主张，也有"以儒商饬商事"的实践，认为"良贾何负闳儒"，以亦儒亦商为尚，在商业实践中，把诚实守信、"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仁、义、礼、智、信"等等儒家的道德准则作为商德，做人经商并重，以做人的追求来经商、在经商的过程中体现做人的原则。这使得徽商集团普遍具备了即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也是进步的商德，在很多徽商身上，体现了很强的道德修养，其道德自觉和自律在我国商业文明开始之初就达到了令人赞叹的的水平，实在是因为它根植于儒家的沃土之上，是一种 纯粹本土化的文明。
　　（二）
　　流传久远的儒家思想二千多年来一脉相承，影响国人的思维至深至远，形成了国人独特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我们把儒商精神与儒家教义相对照，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儒商精神的内涵。《论语》有云："富贵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可见儒家并不"罕言利"，但"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要讲"义""利"之辩，要区分什么是合于"义"的"利"，什么是不符合"义"的"利"，前者的求利是属于"取之有道"，后者的求利则是"小人喻于利"的那种求利，为君子所不取。这就直接引发了儒家的另一种理论，即"不苛取"，而且是"一毫一厘不苛取"，要"取之有道"，而且，儒家学说给"苛取"和"不苛取 "有很严肃的道德判断，"苛取"是小人，而"不苛取"应该就算得上是"儒商"了。从本质上来说，儒商精神反对的是一种为富不仁，强调的是利以义取。从儒的 "穷"和"达"的主张来说，援儒入商、即真正的儒商还需要有益于社会，"穷则独善"、"达则兼济"，又使真正的儒商具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一种乐善好施的精神，就是在不"穷"不"达"的情况下，援儒入商也需要有一种"利他"的精神，最起码也要考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以这么说，儒商从事的本应是纯功利性质的商业，但始终存有超功利的道德追求，让经商行为始终带有非常隆厚的道德色彩，这是典型的儒商经商理念，是儒商精神对世界商业文明的一个独特贡献。所以，援儒入商是儒家思想在商业中的实践，是一种贾而好儒。
　　我们从儒家的经典教义和我们传统的商业道德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儒家思想对传统商德的影响。儒家思想强调"礼之用，和为贵"，传统的商业理念是"和气生财"；儒家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商业道德都强调能站在顾客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强调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强调在顾客得到完美服务的同时得到商业利益。儒家讲义利之辩，进步的商业道德也强调商人的利益不能置于社会整体利益之上，强调不能因谋求私利而损害消费者利益甚至国家利益，认为只为个人利欲不择手段谋取利益是不道德的，是一种利欲熏心、恶性膨胀。经典儒家教义强调人之为人必须"言必信，行必果"，而诚实守信则在任何时候都是一项基本商业道德。儒家的义，从本质上来讲，是"宜 "，就是说要做应该做的事、做符合社会公义的事情，比方说扶危济困、互助、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等等，这些都是人对社会所应尽的义务。儒家学说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总是将人置于社会的大背景中，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用道德的力量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从来不谈什么自然人，要求一个人在实现私利时不损害公利，不损害他人利益。现在的商业理念也是如此，强调合作，强调不损人利己。儒家思想强调"过犹不及"、"中庸之道"，传统的商业道德则强调不谋取暴利，不搞掠夺式的经营，注重商业生态，讲究商人之间、商人和顾客之间的协调发展。儒商实际上奉行的是商业道德秩序学，讲究以道德力量维系商业秩序。儒商在商而品位超过商，在从事本应是纯功利的商业行为的过程中，总是希望提升自己的精神世界，这就是儒商精神。
　　因而，儒商精神应该包括恪守信用、诚信为本，诚实不欺，利以义制、以义取财，仗义疏财等等商业道德，是把诚、信、义、恕、让等伦理道德原则贯彻到从商经营之中去，是尽量用儒家精神去洗涤一味求利的商人习气。或曰：商人经商的目的就在于追求利润，而且要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提倡儒商的精神不就牺牲了商业效率了吗？事实上，这里有一个追求商人个体利益或是局部利益最大化还是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的问题，但放在社会大系统中，商人个体不顾公德、不择手段的求利，乃至于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恰是商业生态恶化的罪魁。"效率"似乎是有了，但就社会而言，公平却被抛在了一边，失去了公平和公正的所谓"效率"对社会而言毋宁是一种灾难。儒商精神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强调了公平原则，而且，这种公平不是来自于一种外在的强制力量，而是来自于受儒家思想浸润的商人的道德自觉。儒家经典有"性善"和"性恶" 之辩，提倡儒商精神就是要在商业经营中保持一种"性善"，使诚、信、义等等人性中的美的东西转化成优秀的商业品格、转化成为商人的自觉行为，而不仅仅要靠制度和法律约束。儒商精神实质上是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商人在商业行为中的道德"自律"，而非"他律"，从宏观上看，提倡儒商精神，可大大降低整个社会管理系统的运作成本。就拿商人本身来说，经常性地陷入投诉、商业纠纷的旋涡中，对商业活动来说也是不利的。我们可以坚信，我们的社会随着儒商队伍的发展壮大，商业秩序必将得到最根本的改善。
　　或曰，儒商精神，既如前所述，其实就是提倡一种自律而非他律，用道德自律去抵制几乎是人的本能的利欲，在实践中是否有可操作性？其实，这正是儒商精神的精华所在，古往今来出现的大批商德崇高、业绩不凡的儒商证明了儒和商是可以兼于一身的。儒和法是中国古代思想中重自律和重他律两种不同的理论，儒家的思想是通过提倡道德伦理、唤醒人们的道德自觉来匡扶人心、匡正社会，当然这些伦理道德一旦被固定下来也有一定的强制性，如后世的"理学"和"礼法"就是如此。法家则是用严刑峻法来规范人的行为。儒家强调道德自觉是导之于前，法家的严刑峻法则是导之于后，所以儒家学说从本质上来说是道德秩序学，讲究以道德力量来维系社会秩序，让人追求一种精神自觉。儒家学说从来都是只强调人的社会属性，人伦人伦，其实就是人际之间的关系。把人际之间的关系调整好了，那么，社会的发展才能和谐、稳定。如今，社会步入了商品经济时代，儒商精神所提倡的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商业生态文明和义与利、合作与竞争、自强与自律和谐统一的商业伦理精神，具有非常强烈的时代意义。儒商精神是儒商所共有的进步商德，是他们在儒家思想熏陶之下对所从事的生产经营、交换本质的独特认识，是受儒家思想浸浊的商人在商业经营中所形成的独特的人文精神和人文思想，是对世界商业文化的独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