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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第一次参加亚布力论坛，给我的命题是“论徽商”。刚才各位讨论中提出了有没有徽商、商帮文化的问题。如果说“徽商”是一个团体，或有标准的组织特征和行为准则，这样的徽商确实是不存在的。但是如果把它看成是一种商业文化，地缘商业形态，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全球其他地区，我觉得还是有的。这种地缘商业文化甚至在犹太人、日本人的一些商业文化中都可以找到一些表征，因此，我认为徽商应该是一种地缘商业文化。

但是今天很有意思的是，我不是安徽人，我安徽没有一个亲戚，原没有至交，没有特别的社会关系，我是湘潭人，但是我在安徽干了20年，这样说我应该是湖南的“徽商”。我36岁研究生毕业以后，到湖南省厅机关工作，之后下海，然后到安徽创业。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湖南人跟安徽人是结缘的。过去我们讲徽商，讲湘商，都与历史上这两个区域的际遇有关，湖南人近代史的辉煌源于湘军，湘军到了安徽成就了一番事业，并衍生了淮军。如果我们仔细去考察，这一代的商人或多或少都与行军文化有关。湖南商人有一种行伍的果敢，像我们远大空调要做全球最高的楼。湖南的商人敢作敢当，与军旅文化有关。你去查查中国近代湖南大多数杰出人物都与湘军有关，包括毛泽东的父亲也曾从军。谭嗣同、秋瑾、陈赓都与湘军有枝有蔓。

在我看来，我觉得徽商和湘商有些类同和差异，湘商果敢，因为军旅出身，祖辈都是行伍的，做事比较干脆。徽商除了果敢，还有就是执着，能吃苦。人家讲徽商徽骆驼，为什么？就是因为早期徽商大多在大山沟里，苦，走出去得几天。此外，徽商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儒雅，鼓励读书，崇尚读书。因为山沟里苦，苦要出人头地，就是读书，做官。后来科举没有了，就想办法当商人。徽商与湖南商人相比，我觉得徽商相比湘商更具有开放意识。一个封闭的文化造就不了伟大的企业家和商业文化。

现在有一个说法，说中国有13个商帮，12个商帮抵不了一个潮汕商帮，当然潮商的杰出代表是李嘉诚，但李嘉诚的事业也不是在潮汕做出来的，他是跑到香港后才成就事业的，现在恐怕有一半的资产到了英国。所以一种开放的意识，本身就决定这种商业文化具不具有包容性和全球性。有一句话说的好：在本地是一条虫，出来是一条龙。就是这个道理。

皖南地区多是高山峻岭，从安徽向东到南京以后无大山，通江达海，安徽本身是面向大海，很容易就走出去。徽商的杰出代表胡雪岩的生意主要布局在江浙沪，成一代巨商。徽商比湘商更开放，王石、史玉柱、张传福、张近东等，也都不在安徽本土。现在是个开放的时代，沿海地区拥有开发的优势。香港的崛起成就了潮汕商帮，但香港随着中国全方位的开放，有些落伍，没有新的产业群体，象韩国的三星、现代；象台湾的台积电，台湾甚至在大陆也培育了统一、大润发、旺旺、康师傅等知名品牌商业集团，但香港在大陆成功叫得响的鲜有，这是值得港商反思的。

我是最早到芜湖的港商，那时候觉得很新奇，现在全面开放，香港的优势在衰减，潮汕也没有优势，现在是产业向内陆转移，安徽属中西部地区，紧邻江浙沪，中西部地区的成本面向发达的、最有生机的江浙沪市场，这就是徽商的潜力、徽商的未来。再加上安徽本身开放的姿态。刚才有一个人说同样做投融资业务，安徽的成本只有江苏的60%，土地成本差距更明显。滁州大几年前一年招商引资二三十亿，前年五六十亿，再过一年120亿，这一两年三四百亿。资本来的时候是一种趋势性的选择。我们在南京做生意，把厂开到滁州，高铁十几分钟，有时潜力与优势不言而喻，所以我认为未来是徽商大有可为的时代。

为什么犹太人会做生意？全球三分之一的经营资本在他们手上，从这个意义上讲，徽商是一种商业文化，有一种商帮和商业团队。在过去的徽商时代，还有一个特点，除了文化以外，就是政商结合。我最近看了一个故事，发现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故事结局居然跟胡雪岩有很大关系，胡雪岩的界入给案件带来了转机，也给他自己挖了一个坑。

现在和未来，现在是徽商最好的时光。可否叫徽商时代？为什么叫徽商时代？皖人能治国。这两代的领导人都跟安徽有关系。江泽民的爷爷是安徽人，胡锦涛、朱镕基祖籍也是安徽的，还有吴邦国、李克强等，一个区域绽放出这么多杰出人物，一定会给这个时代打下烙印。就像中国近现代军人是湖南人的年代，“无湘不成军”，事实上，从晚清开始30%到40%的军人领袖是湖南人，新中国十大元帅十大将军三四个都是湖南人。这个时代过去了，安徽的时代到来，首先在政治上兴起，还有一个在文化和商业上的兴起。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力量，一种人脉、文化、沟通、圈子，现在做生意讲圈子，甚至一定的信息渠道和交流圈子，对未来有很大的影响。

我今天参加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夏季高峰会，说实话，我以前很少参加这类活动，我最怕的就是讲话，最怕接受记者采访。你讲了一段话，他剪了你半句话，搞几个标题出来了，跟你讲的意思完全相反。但是我参加这次活动以后，我倒是觉得真还是有一个企业团队，一个亚布力商帮或者亚布力商业文化，认识了很多朋友，进入了一个圈子，所以这次有“入团”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