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重建从改善官德入手
失去的东西方显其价值,这话同样适用于道德。我开始知道世界上有道德这回事,是在“文革”后期读小学时,那时全国人民都在大批孔孟之道,传统美德成了封资修,父亲揭发儿子、妻子告发丈夫成了最时髦的革命行为。经过“文革”的疾风暴雨,又经过近二十年拜金主义的解构,数千年积蓄起来的道德资源终于被扫除尽净,我们于是进入了一个没有道德的时代,一个既没有旧道德又没有新道德,既没有公德又没有私德的时代,如同《红楼梦》所预言的那样,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现在,大街上每天都在上演的一起又一起标志性事件,会告诉你这场革命究竟有多么彻底,多么成功。前几天,一位古稀老人在北京街头跌倒,数十人前来围观却没一人拉她一把,他们不敢,谁知道她是不是碰瓷的?在一个道德缺失的时代,人们总是勇于作恶而怯于行善,他们别无选择。
道德多少钱一斤?拜金主义者会从心底发出冷笑。话说有一天,一只蜘蛛雨后出来巡视他的王国。风和日丽,春意盎然,一切平安无事,晶莹的雨珠正在蛛网上闪闪发光。这时,蜘蛛突然看见了一条长长的丝线,从它的蛛网的边缘一直通向远处的一棵苍天大树。“这肯定是一根无用的丝线”,蜘蛛对自己说。它于是毫不留情地向这根线咬了一口,与此同时,它听到了一阵天崩地裂般的巨响。道德就是蜘蛛网上的那根丝线。它是维系文明大厦的底线,如果没有了它,文明的大厦终将轰然倒塌。
一个没有了道德底线的社会其实是一个丛林社会,社会失去信任,人对人是狼的说法成为现实,人们只会用爪子和牙齿相向,甚至人们赖以安身立命的家庭都成了厮杀的战场。弱者固然常常成了鲁迅所说的人肉宴席上的美味,强者们也随时会被吞噬。弱者渴求公义,强者没有尊严。因此,除了处于食物链最顶端的极少数,很少有人愿意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不管你说它是什么模式。
于是,道德重建成了整个民族的焦虑。那么,道德重建从哪里入手?
当年鲁国的执政者季康子苦于盗贼蜂起,问计于孔夫子,孔子的锦囊妙计是:“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如果你自己不贪婪,就是重赏之下老百姓也不会偷东西呀!这位大臣后来又向孔子问政,孔子告诉他:“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上梁不正下梁歪呀。早在2500多年前,孔子就明确地告诉我们,民德的提升只能从官德的改善入手。
然而,目前的官员道德表现究竟如何呢?在三月的全国人大会上,某位省长大人不满记者的提问,竟然将该记者的录音笔当众抢走,而且至今拒不道歉。此事在表面上看来算不上惊人之举,其实它比贪污腐败更为恶劣。因为贪腐只能算是社会的内伤,还没有人敢于在光天化日下中饱私囊。但是,堂堂一省之长竟然公开在人大会期间如此发威,如此作为,如何能教化一方,又如何能守土有责?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最近发生的另一起“邓玉娇”案。3月25日,中国银行河南固始县支行行长闵志涛,醉酒后当众调戏、猥亵同桌吃饭的几名女子,遭拒后竟然对这数名女子大打出手。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当一位陈姓女子跪下恳求整个事件过程中都在一旁作壁上观的张副县长主持公道时,这位大人反而如此警告他的被暴打的臣民:“姑娘,别闹了,闵行长是有背景的”。言毕,扬长而去。那位行长固然行同禽兽,副县长的话更让人匪夷所思。可想而知,有这样的副县长,才有那样的闵行长。
中国古代强调以德治国,将官吏的道德问题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来认识;深受新教影响的美国对于官员的道德要求更是到了近乎苛刻的程度,对官员的道德要求远在一般公民之上。那些成功的文明深知道德是一个健全社会的底线。社会的改革,政治的清明,法治的建立,最终都得依靠人去实现,所谓治人而后有治法。
礼义廉耻是五千年华夏文明孕育的优良传统,然而众多官员已经不知礼义廉耻为何物。这正是世风日下的首要原因。古人说,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因为士人官员的言行最能代表一个民族的道德水准,他们鲜廉寡耻不但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而且使整个民族在文明世界面前蒙羞,是真正的“国耻”。重振中华民族的道德,必须从洗雪这些“国耻”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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