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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成于山东大地的儒学，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更是齐鲁文化的核心和主要代表。它深刻地塑造了中国人的国民性格， 其中尤其深刻地塑造了山东人的性格。山东人的商业观念、商业心理甚至商业风格无不打上儒家思想的烙印。

    以义为先，以义致利。

    义利关系是儒学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孔子把“义”看作人立身做事的根本，谋求物质利益必须建立在合乎道义的基础上，他主张“见利思义”、“见得思义”。孟子继承孔子的义利思想，也主张“以义制利，以义胜利。”儒家义利观长期教化结果是使山东人格外具有道德感，这在商务活动中充分体现出来。旧中国最大的丝绸经营联合企业---瑞蚨祥就颇具代表性。

    儒家文化耽误了民营经济发展吗？

    文化传统并不决定我们未来的走向，决定我们未来的，是现实的抉择。

    据《齐鲁晚报》报道，在山东省最近举行的“全省支持民营企业做大做强”座谈会上，有一位学者认为，儒家思想中的某些东西是阻碍山东民营经济发展的障碍；比如江浙一带的民企老总们最关心的是自己的企业怎么办，如何创造价值，而山东的一些民企老总们总是想和政府密切联系，争戴“红帽子”，甚至热衷兼任政府部门头衔，“自身潜意识里有比较浓厚的‘官本位’意识”被认为是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有专家认为，这些反常现象的出现与山东儒家思想根深蒂固不无关系。因为儒家思想主张“学而优则仕”、“重官轻商”、“重农轻商”，经商成了“二等公民”。于是，“扬弃儒家思想”、破除“官本位”，成了发展民营经济的必要条件之一。

    这话当然没错，因为这些话从来就没错过。任何思想遗产都需要扬弃，任何时候“官本位”也不是个好东西。问题是把本省民营经济不振的部分原因归之于儒家思想，让祖宗担一份责任，背一顶黑锅，这是不是公平。 要对一种现象下结论，必须基于实证的分析，而不能只靠抽象的逻辑推演。像“官本位”这种社会意识的存在，当然有文化传统的作用，但更依赖于现实社会的规则和潜规则。“官本位”意识之所以存在，是这种规则和潜规则下付出与收益的成本核算结果，这个账不能记到祖宗头上。如果“职能部门”的喜怒哀乐还能决定一个企业兴衰，你不和他们“密切联系”行吗？这是个文化传统的问题吗？某些阻碍民营经济发展的障碍，根本就不是什么观念问题，而是个利益格局问题。

    孔子生在山东的版图上，我们便说儒家文化耽误了自己发展民营经济，那江浙地区民营经济发展快，是不是可以说托了哪个古人的福呢，或是为不是孔子的老家而幸运呢？这显然没有多少说服力。中国这么大的地方，不同地域的文化可能会有一点差异，但基本上延续着相同的文化传统，如果说孔夫子生在山东，山东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就说经济生活中一些“反常现象与儒家思想根深蒂固不无关系”，那相同的现象出现在其他省，又如何解释？清末时也是重官轻商，商人往往追求官商双重身份，那是因为他们的价值和地位得不到主流社会的认可，常常要看权贵的脸色行事，对他们来说，双重身份实际上是一种基于自身利益的选择，并不能说是基于对儒家文化的崇仰，虽然那个时代儒家文化氛围比现在浓得多；而儒家文化，只是为当时社会的利益格局提供“合法性”解释的工具而已。说到底，限制当时工商业发展的，从根本上说，不是什么儒家思想，而是封建王朝的利益格局。可见，经济的繁荣，是良好制度的必然产物，而不是哪种文化的必然产物。

    在一种规则和制度的壁垒面前，任何文化都是软弱的。当我们面临某种困境的时候，总是习惯于到传统中去找原因，这是一种有宿命色彩的“文化决定论”。在儒家文化中探寻民营经济不振的原因，就像把民主意识和法制意识不张归之于中国没有这样的传统一样，也是一种潜意识中的路径依赖。

    东亚的许多国家、地区，都有与中国相同或相似的文化传统，但有的国家和地区却先于中国实现了全面现代化。可见，文化传统并不决定我们未来的走向，决定我们未来的，是现实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