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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于70年代，曾任《南风窗》杂志驻欧洲记者，著名报刊评论员，同时担任《南方周末》等十余家知名媒体的专栏作家、特约社论作者。

    适逢两会前期，一本叫做《重新发现社会》的书“横空出世”。该书作者熊培云，作为中国新一代公共知识分子的代表，对身处“历史三峡”中的中国及其前途作了一次通盘思考，进而引发很多同道中人的共鸣与争议，其中不乏像梁文道、陈志武这样的媒体公众人物。

    时评人梁文道认为本书非常准确地捕捉了近年来中国的时代精神，以及过去30年社会变化的要点，甚至在序言中感叹这是一本他一直想写却未能付诸文字的著作。令人意外的是，在关注这本书的读者群中，甚至不乏90后的影子。当90后的形象似乎还停留在非主流火星文与种种令人叹为观止的“门”之上时，他们中的一部分已将眼光投向了更为理性、宽广的领域。

    《重新发现社会》涉猎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文化、互联网等领域的方方面面。熊培云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重新发现社会”为大脉络，既条理分析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又提纲挈领地记录了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的革命性成长。如何超越左右纷争，重建国家伦理底线，如何焕发社会的创造力，扶正个体的价值，在“自由即秩序”的条件下建设一个“新新中国”，是本书探讨的重点。如果说梁启超在百年前致力书写的是“新民说”，那么或许《重新发现社会》想要阐述的是“新国说”。为此我们对话熊培云，看看在他眼中，我们应怎样重新发现我们的社会。

    记者：你怎么看待90后追捧你这本新书呢？

    熊培云：实际上不光是90后，媒体和学界的朋友都在看。新东方的徐小平也在鼎力推荐，说《重新发现社会》和陈志武的《金融的逻辑》一样，是最近令他看得最心动的两本书。那这是不是让一些身为学生的90后很好奇？所以迫切想看一下？也非常有可能。其实按照年代来划分人，本身不是特别好，就像原来我们讲80后时，一说到韩寒总觉得他还是小孩，实际上人家现在已经进入了而立之年，而在我的课堂上，也有很多90后，他们非常理性，非常关心社会，而且他们的这种关心，可能跟我们这批在90年代上学的人的关心还不太一样，为什么？因为当前的社会牵涉到他们自己的利益。

    记者：“重新发现社会”这个概念是怎样提出的？应该怎样理解“社会”这个词？

    熊培云：是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提出的。80年代是群体争民主，波澜壮阔；90年代是个体争自由，润物无声；而最近十年，是社会与国家充分博弈的十年，不断地从旧有体制中抢回或者救起自己，从集体到个人，从政治到生活，实际上也是中国人重新发现社会的维度。正是因为社会自发自我的生长，渐渐恢复了应有的活力与创造力。

    有人的地方未必有社会。打个比方，春运的时候，一群人在那儿挤着买票，不会排队，打成一团，甚至还有人提刀在春运窗口买卧铺票，这时候你觉得有社会吗？没有。因为此地此时，社会“崩溃”了。从这个意义上，我讲的社会，它是能自我组织的，有一定秩序的。

    记者：你在书中一如既往地强调一种个人自由，所以让人非常好奇，你是怎么看待北京奥运期间，很多海外华侨与留学生保护圣火的爱国行为呢？

    熊培云：爱国这个问题，应该首先是个自由的问题，一个人可以爱国，他也可以不爱国，前提是他自己能判断这个国家，到底值不值得他爱。当然如果他不爱国，不是说他就可以去叛国，售卖国家机密之类的，那应由法律来制裁他。但从道德情感上来说，他是有选择权的，因为他可以自制他的精神。爱国不爱国，这是精神领域的一件事情，爱国不应该变成一种强迫。

    记者：有时候感觉你好像在批评儒学，不赞成把孔子神人化。有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想让儒学来一统天下，你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熊培云：我在政治上是自由的，但文化上也是保守的，就像钱穆当年讲的，我们对本国的历史与文化应该抱有温情与敬意。我并不赞同回到儒家一统天下那个局面，中国的传统也好，国学也好，并不是只有孔子而已。所以我在这书里有一个小标题叫“十佳青年孔丘”，而且没有叫“十佳青年孔子”，我就把他还原到一个人，而不是所有人的导师的状态，他只不过是中国古代文化市场上的一个产品。

 很多90后关心社会，而且他们的这种关心，可能跟我们这批在90年代上学的人的关心还不太一样，为什么？因为当前的社会牵涉到他们自己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