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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而·二十》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犹言汲汲，勤快。焦循《论语补疏》则引《左·僖公卅三年传》注谓：“敏，审当于事。”亦通）而求之者也。”

　　附]  《易·大畜·象曰》：“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述而·一》

　　子曰：“述而不作（传述阐发而不敢蔑古别造），信而好古（汉河间献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即此句之义），窃（暗自）比于我老彭（汉包咸《注》：老彭，殷贤大夫，好述古事）。”

　　附] 陆贾《新语·术事》：“善言古者合之于今，能术远者考之于近。故设事者，上陈五帝之功，而思之于身，下列桀纣之败，而戒之于己。则德可以配日月，行可以合神灵。”

　　【孔子关心的这个“古”非一去不返的往事，是中华民族赖以安生保国的“古道”，学古修身，以崇其德而已。四千年的文明史，至近百年遭到最残暴的毁灭，祸巨毒深，应该反省了！

　　一、这两章中，孔子明确表示自己对民族历史的态度是“好古”。前章说，我之所知都源于古，敏求而后得，非不学自懂的“生而知之者”。后章言我愿效前贤，学术阐述往圣而不敢蔑弃古贤，妄作史无前例之举。“作”朱熹《论语集注》曰：“创始”，是于古无据，师心自任，实指自造全新社会文化制度强加天下。古人认为“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如周公就能制礼作乐，孔子有德无位，只能敏求三道治道之共同原理，思想道德虽自成一系统，而德政礼治之社会体制，终止于阐述本义以批判滛奢腐败，而不曾以私意自造主义强加天下。“不作”当然不是老庄之“无为”“无我”，孔子一生勤勉好学，温故知新，晚年删（订正）《诗》《书》、订《礼》《乐》、赞（阐明）《易》、修《春秋》，几乎传述了所有古代经典，然后成吾道一贯，溯其本源则非创始，“述”古而已。班固言：“皆因近圣之事（唐虞以下），以立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汉书·儒林传叙》）述与作的关系，大体谓事本于三代传统，道得于吾学而思，弘先王之教非自我作古，是孔子的自我定位。李《读》把“不作”解为“不发明创造”，是概念混乱：人能制器，不能制道；礼由人废立，而礼之元理为人性之道，是天生的客观存在，非由学者任意创造或抹杀之物也。至于“发明”，今谓器物之自无而有；古谓事理之隐而未显者，阐发而明白之，义等于“弘明显扬”。孔子弘明仁义之功，有力于“信而好”的自白，尤宜深味：“信”为言之诚，古人不诬我，史必有事、事必有故；“好”则不独知古而己，见贤思齐、不善而戒，以古之得失进德修业也。与现代逞私智“疑古蔑古”，自命超迈前贤之学风，截然相反！

　　孔子“好古”一语，百年来视同大罪，受到无数批判与恶意嘲弄。李零于这二章，一则曰：“好学学什么？学古代。”二则曰：“孔子是个复古主义者。”都一言以嗤之。而大谈老彭、神仙、房中术，特意推销自己的二本书冒充新知，却与《论语》毫不相干。蔡《导》列《论语》糟粕十四项，以“复古开倒车”为首罪。释本章云：主要是好西周之古。同为几代学者恶古之武断。百年持续诬古迷新之狂热，乱正道惑人心，必须重头反省：好古与恶古，孰利中华民族生存？孔之“好古”，无非是珍惜热爱古人留下的仁义传统以救乱世生民，这与要求退回原始生存状态之“复古”（如《老子》《庄子》）全然不同，更非批孔运动家谎称的“复辟”。孔子少也贱，由自学奋斗成“哲人”“国老”，没有失去的“辟”（君位）可复。三代礼文“吾从周”，从未反对文明进步；只因人世无道才求变革（“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变齐变鲁，以仁义推动前进，所以需从三代人文传统中汲取仁智本源。世事有古今之殊，仁道无新旧之异。“三代之礼，一也（本质贯通），民共由之。”“礼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可述而多学也。”（《礼记·礼器》）如亲睦是生之本、忠信为友之本、仁义乃正治之本，皆通古今天下之人道根本。一国政教，不忘本而人心有德，国家始有正道可立。一个民族，珍惜自己的好传统才能不亡于世界之林。今日盛言“爱中华”，却不知中华历史文化有何可爱处，何来由衷之情，奋发之志，肯为民族安乐竭诚尽力？甘于忘本而恶古，对中华无知而热衷于媚洋鄙华，学者数洋典而忘本祖，天天高叫“爱祖国爱中华”者，岂非欺心之谈？百年前龚自珍考察古史变迁后，得一结论：“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夷人祖宗、败人纲纪，绝人之材，无不“必先去其史！”孔子好古之时，正当中华斯文危机之际，“天之生孔子，不后周不先周也，存亡续绝，俾枢纽也。”（《古史钩沈论》）清末民初的革命家即使非圣，仍爱民族，熟读历史。章太炎教育青年云：“故仆以为民族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不然，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也。”（《章太炎全集》册四《答铁铮》）五四后近百年，乃盛行以洋主义丑诋民族，邪说暴行并作祸民。何况以史为镜，足以减少改革中的大量谬妄。我族历四千年无数灾劫而种性未泯、文化长存者，孔子“好古”之教有大力焉。

　　然而“好古”目的为育德，不可笼统当口号推行仿古。古史是精华糟粕同时浮沉的长河，现代亦文明野蛮并呈之世界，古今中外俱非“进步”“落后”一词可尽。“厚古”“迷新”二派，俱以时间先后定理之是非，其谬相等。如在大批特批孔子“好古罪”的同时，又大吹大捧二千年前韩非的权术与秦政之暴虐，就不嫌其古了。孔子一介布衣之士，虽无辟可复；拥有天下最高权力与最毒治术的秦皇帝制，却极易借尸还魂，“复辟开倒车”！故今人首先要问：“好古”是好其仁政爱民的思想精华，还是好君主专制的恶政传统？“厚今”是倡导社会仁道公正的潮流，还是煽动权贵专横暴虐、富豪自由弱肉强食？这才是古今所同的真问题。

　　好古之价值，视学者道德之高下。孔子志于安乐天下的仁道，于古独专心于仁义之理源。《论语》为学屡言“博文”，其时存世的古文材料尚博，至今散见各书称引的如《夏训》（《左·襄四年传》）、《故志》《训典》（《国语·楚语上》）、《典图刑法》（《国语·周语下》）、墨子所言“百国《春秋》”，和晋时盗发汲冢魏墓出土的一大批古文书等。凡能见到，必在夫子好古博文之内，见善则师，古学决不限六经，仅本书各章附录，足可为证。汉清经师，以为《论语》每义都从《周礼》《春秋》出，至今奉为学术正宗。岂知哲人之博古深思，取精用宏，非专抱一经当饭碗之学者可比拟。

　　孔子“好古”，所以“敏而求之”。求什么？求先王政教所以协和万邦之道与使天下老安、少怀、朋友忠信之德，非食古不化的记诵知古。“敏”“求”二字关系得之多寡、知之深浅，至切至要，最宜紧记。敏则求知若渴、思维兴奋、直觉活跃、明辨而当，故能事半而功倍，所见自真，心得自富。求索的工夫最艰辛，去粗取精择其善，由表及里求其本，由此及彼寻联贯，从个别而明一般，下学上达，自纷杂人事进而探索天性本原，终于形成哲人心中的一贯之道，乃始立生民未有之仁学与人格。人所思想，无不凭籍已有资料。“人能弘道”，不能造道。不好古即无好学，学而不思、无得于身，则“道非弘人”；吾独好学深思，敏求而得，此一述古之新知，虽谓之“吾道”可也。孔子自己说“述而不作”，朱熹指出：“其事虽述，而功则倍于作也。”记三代古事之经传虽珍贵，终不及以仁道教化千秋之功用更伟大。人皆知夫子以“诗书礼乐为教”，而所教与汉儒至今的章句鄙儒大不相同。可惜《论语》鲜录夫子读书自得之例，需参见它书，如近年出土战国楚墓竹书《孔子诗论》残简，犹可见一鳞半爪。《尚书大传》载：子夏读《书》毕，见于夫子，谈心得。夫子指出其“见其表，未见其里”，指导说：“丘尝悉心尽志以入其中，则前有高岸，后有大溪填填，正立而已。《六誓》（此与下《五诰》皆《尚书》篇目之简称）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甫刑》可以观诫，《洪范》可以观度，《禹贡》可以观事，《皋陶谟》可以观治，《尧典》可以观美（美政）。”可知夫子悉心致志于诘屈聱牙的《书经》之中，务求从文句进入先王处于前有高岸、后有大溪之际的决策思路，发现“正立而已”，这一君德，正是为政之道！析而言之，《书》篇各有重点，“七观”即以述为作之佳例。好古是动力，敏求是途径，温故而知新则可为师矣。“学为已”而后道为人，好古出新，述通于作，才是文化继承、历史发展的唯一正道。其新有本，所作信而有征，故世人信服而乐从。先秦乃至整个古文明世界都出过一批杰出思想家，独孔子述作的根最深，土最厚，入人之心最深，其源远故流长，历经二千五百余年颠扑而不破。国学真髓在此，中华灵魂在此。《论语》不但“鸳鸯绣出从教看”，好古敏求四字，又把自己一生由少贱而成哲人的“金针度与人”矣。

　　二、可惜“信而好古”了二千余年之正统儒学，实以经学代孔教，严重偏离孔子终生敏求的仁义大道。荀子所谓“隆礼”，竭力尊君主权力体制至高无上，贱《诗》《书》之仁义。汉袭秦制，学宗荀子。太史公曰“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汉书·儒林传序》云：“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史官代表王朝立论，是汉人普遍视孔儒只是传经文之经师。自从汉武帝定下“表章六经，罢黜百家”的方针，至今误传汉武“独尊儒术”就是孔学独尊。其实汉人所谓“儒，术士之称。”（《说文解字》）泛指各种学术道艺。《汉书·艺文志》辑录刘向父子的《七略》，将天下古今所有图书（六经、诸子、诗赋、兵法、天文、历谱、蓍龟、杂占、相法、数术、医经、房中、神仙、方技等）全笼其内，都当“王官”职事之学的一支流，故各种道术之士皆得称儒矣。以此“独尊”，实无所不尊。不过汉廷“表章”，只有六经，故二千年间尊为“经典大法”者只有《易》《诗》《书》《礼》《春秋》五种先王治世大法之典，汉武为之各立博士官，配弟子授学，只不过继承秦制行霸道法术时“缘饰（若衣之绣花镶边）以儒术”，当作朝廷稽古右文的盛事。从《汉书·艺文志》可知，《论语》《孟子》不在“经”中，不列官学，孔创之“儒家”位等一家言的诸子，用同解经的“传记”，仅因说经胜过诸子它家。汉唐君臣，《论语》与《老子》并习，甚至孔子、老子同祭。“孔子专制”压抑思想自由，纯属子虚乌有。汉武所用多酷吏，所行类秦政，一生忙于扩张帝国领土扬声威，国民死了一半亦不惜。虽然接受董仲舒建议以儒兴学，开办各级学校，而“是时，上（汉武）征讨四夷，锐志武功，不暇留意礼文之事。”（《汉书·礼乐志二》）孔子何尝“独尊”？秦汉以降的朝廷从来没有、也无法将孔子的仁道德政，当作指导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思想理论。程、朱每痛：“孔子之道，未尝一日行天下也。”在汉武尊了半个世纪所谓儒之后，为全国的盐铁是否应该收归国营，朝廷与民间进行过几十次激烈争辩，当权派全是申、商、韩法术权势家富官强兵之言，而在野贤良学者一致以孔子仁政爱民相抗争，最清楚地表明孔道真传在野不在朝（参见《盐铁论》）。西汉鸿儒好六经之古，旨在君尊臣卑、强干弱枝建立“大一统论”；东汉谶纬而外，饱学宿儒则专心经文字义名物的训诂，释字而忘义。汉代“儒学”之功，终于沦为说文解字的“小学”。东汉至清，儒学内部起异端之争，今古文相攻不休，集中在《春秋》上。古文派专求一字一句之古义，有似乎“述”。今文派于经无明据，凭“先师口说”造出孔子自命素王、为汉世创制新法等一大套隐而不书的“微言大义”，以为真孔独传，公羊家是也。今文之新“作”与古文之“述”古，两端皆主君权大一统，同悖孔孟仁义救民之大义。“信而好古”“述而不作”蜕化为不弘思想大义、专治训诂小道的学术风气，从汉儒奠定，至清代乾嘉诸儒总成，至今评审学术，牢不可破。以至二千年来虽代有勤苦的“学问”家，却少见先秦那群敏求天下大道的思想家。其间只有宋儒程朱等人，才把《论语》《孟子》与《礼记》中传孔孟之学的二篇（《大学》《中庸》）尊为经典，思辨失去血肉的《四书》理义之学。不幸生前以“伪学”遭权奸厉禁，元代中期以后被官方利用为考试标准，至清经师又以小学破碎大道，义理未获深入发展而终寝。中国经学长期专攻无思想之小学，百年来将尊孔读经同视作洪水猛兽；遂使中国君权专制意识形态也特别长寿。

　　清初颜元尝曰：“汉宋之儒，但见孔子叙《书》、传《礼》、删《诗》、正《乐》、系《易》、作《春秋》，误认纂修文字是圣人，则我传述注解便是贤人，读之熟、讲之明、会作书文者，皆圣人之徒矣。遂合二千年成一虚花无用之局。”（《四书正误》卷三）圣人非圣在“信而好古”上，皇清老儒动辄言“圣人著六经以垂万世之教”，实似是而非，孔子已声明自己“不作”六经，孔门垂教后人者为《论语》《家语》《孟子》《礼记》以仁道德政济民之困。仅熟读、注解、编写任何古典圣经，都不能证明自己是圣徒。圣人圣在心怀天下，为社会公正人人安乐而汲取古今历史智慧，以求历史出路，才能冲破文化“虚花无用”的局面。这是学术史上一个极深刻的教训，但愿有识之士能记取。

　　三、中华是地球上唯一有自足生存系统、五千年乱而未废的文明古国，儒学蜕变而外，古今尝历两度大劫难。昔为三代之道坏而权势专横兴，孔子指出祸根在权贵贪婪淫暴，败坏周礼（详后《季氏·二》义说·四）；二十世纪持续汹涌的诬国史、蔑族性狂潮，则自文化精英煽惑知青而起，直欲彻底根绝民族种性，至今甚嚣尘上，国运民生难卜。学术界随世风而变，始而疑古，进而诬圣，终于以霸权打倒一切传统文化（只留刑政法术一家）。纵观全球，也只有中国现代文化奉反传统为“精英”。察其论据，不外持“三必”推行“三凡是”：今必胜古，洋必胜土，少必胜老。

　　①是土产祖传的秦政以刑法杀人灭文。理据见于《商君书·开塞》《韩非子·五蠹》的“历史发展论”，谓当今最大权力即最高真理。荀卿弟子丞相李斯将时之古今宣判为理之邪正，势不两立，危言“道古以害今”，仁义古道是今帝极权之大患。始皇帝于是下令“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史记·李斯列传》）被历史咒骂了二千多年后，“五四”重又“打倒孔家店”、“不读古书”喊声震天，直至不断发动批斗“厚古薄今罪”，以打砸抢“破四旧”，北师大红卫兵高喊“大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冲进孔府砸孔庙，挖孔坟，抢劫国宝，抬尸游行，广发《批孔战报》，号召全国仿效……这还是批孔批林运动之前。逻辑很简单：凡今即万岁，凡古该万死。

　　②古既一团黑暗，今实不如列强，于是假洋鬼子的崇洋神话应运而生：不问古今，“凡洋皆先进科学，凡华净愚昧落后。”故只有全面彻底殖民地化才能新生中国。启蒙教头们从师法东洋转而效美欧，又革命为全仿苏联，复改为与美国一体化。虽波诡云谲，血涂川原，皆名曰与一切传统彻底决裂之“现代化”。化得官专政，商专利，文瞒骗，人人争利相残；天丧清明，地污山水，国无忠信，而依旧歌舞升平。唯哀哀之民，非毒无可食，不辱无以生，居无定所，妻儿不保，老不得安，民族传统被彻底颠覆，道德荡然无存。连《论语》也广播成教训贫贱苍生“保持内心幸福”之物，孔亦非孔，圣智变为腐臭，则文痞奉为精英。

　　③百年以洋灭华之文化烈火燎原而焦土，急先锋皆几代世事无知之知青，煽动者为少数启蒙救世主，亦事出有因。1840年英人以船坚炮利打开满清禁鸦片之国门，李鸿章惊呼“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倡洋务用西学补中体之士，御外侮未以中华文化为敌也。至1894年甲午海战败于日本后情形大变，梁启超言：“我支那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后始。一战而觉四千年之文明原是南柯一梦，信心大摇。而日本政治思想领袖在我东北又战败沙俄后，野心大增，鼓吹以日为盟主建立“大黄种帝国”“让日本之旭日旗给人类以光芒”，举国激情昂扬。流亡、留学东洋之反清志士深受鼓舞，甲午战败不以为耻反视为幸（只要有利排满就好，“革命逻辑”每如此）。拼命兜售日人各类论著，大批使用日人译欧新词语，追求与日女联姻，皆最先进之表现。日本舆论谓中国为“野蛮、非理、丑陋、堕落”之国，日中之间是“自由与专制、希望与回顾、进取与退守”之本质对立，两者不能共存；“今日支那实早已灭亡”，侵华是先进文明对“残骸蠢动”之“义战”！由反清激进至彻底反中华文化的革命志士莫不响应，“中日亲善”，在两国先进文化人中热火朝天。日人胜而骄，给本民族列出“十大特质，尽善无恶。”其中不乏分明是仿效中华始有者。作为对照，竭力搜罗中国人的种种劣性，辛亥革命后内田作《支那论》总结道：“世界之国民中，其性情之恶劣如支那之国民者，稀也。”其驻清公使亦公言“支那人秉性之恶端”多至十种。证明中国当亡，种族应灭。而大批维新革命、著名学人乃至绅士、佛徒等生性鄙视庶民之中国精英，纷然参与灭华诬民的中日大合唱，至有同一事在日为优在华则劣（如家之伦理）。反华诬民中最激烈、最坚决、最彻底者，受封为“无产阶级圣人鲁迅”。鲁迅的思想奠定于留日时期，极端仇古之性本近韩非，至死不少易，所创专事冷嘲不作论述的战斗文风，代代知青效尤不绝。日人论优劣，主要指清末民初之国与民，如1924年内滕《新支那论》扬言：“立于世界人类之大处高处观之”理应灭中国，“然其（中国）于郁郁文化之大功业，则足以令人尊敬。”日人并不否定“衣冠唐制度，文物汉宫仪”是中国历史文化对日本“莫大的恩惠。”鲁迅又大过之，对中国全部郁郁乎文皆恨入骨髓，五千年人文教化皆“吃人的筵席”，全部国史只“吃人”二字，四万万五千万同胞捏造成一“阿桂”，非唯教青年“不读中国古书”，连文字亦该死：“汉字不灭，中国必亡！”中国孩子也不如日本的可爱……一生“不惮以最坏的恶意”议论中国人与文，只知“痛打落水”的仁义道德、不见民族之一点可爱！其成名作《狂人日记》《阿Q正传》之旨趣，亦拾自日人“中国国民性”“支那特质”的东洋灭华高论，杂文论国人不离美国传教士明恩溥《支那人气质》胪列的二十六项，往往用词都不变。（详参王康《抗日胜利60周年断想》，“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七期）鲁迅卒于1936年，次年日寇即大举全面侵华，中国军民八年浴血抗战之惨烈，气壮山河，国史仅见，粉碎了启蒙者对国民劣性之诬！而以改造国民著名的革命文化家如汪精卫、周作人、周佛海、陈公博等纷纷出任汉奸要职，助敌灭华，至今有追捧少谴责，尤为五千年闻所未闻！盖民聚族而居，依国土而生，天生爱其祖国。而现代文化人沽名，故贵主义而鄙民性；主义无国界，只讲同志不问敌我，所以恬然当汉奸，卖国而不耻。至今文化精英以主义沽名谋利如旧，故绝不反思，若无其事然。蚁民只有默默领受精英无休止的咒生骂死，“现代”以“先进”吃人不吐骨，连罪名都听不懂！

　　讨厌学古，自行其是，孔门亦尝有人。子路提出：“请释（放弃）古之道而行由（子路）之意，可乎？”子曰：“不可。昔东夷之子慕诸夏之礼，有女而寡，为纳私婿，终身不嫁。嫁则不嫁矣，然非清节之义也。苍梧之弟，娶妻而美，让与其兄。让则让矣，然非礼之让也。今汝欲舍古之道而行子之意，庸知子意不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乎？”（《家语·六本》《说苑·建本》）洋人学说有其生成土让、演化历史与得失利弊，不知其本而崇洋如神，安知非假洋鬼子卖椟而还珠、兜售洋垃圾以病我中华乎？《诗》云：“它山之石，可以攻玉。”非拿山石毁宝玉也。如何学外国？恩格斯有明训：“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别的道路是没有的。”（《马恩选集卷四》P458）中国的百年痛深创巨，文化谬误层出不穷，马克思主义教导曰：本国痛苦是最好的学习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