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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前，我写了《还原爱民而不忠君的孔子》一文，（载《孔子2000-儒学联合论坛》2006-10-29）后来自觉学识浅薄，就潜心于《论语》的研读。

　　为了读懂《论语》，我把何晏、邢昺《论语注疏》、朱熹《论语集注》，以及杨伯峻《论语译注》、钱穆《论语新解》四种本子联起来读，以期通过比较，择善而从。还有难以适从的，就参考《国语》、《战国策》、《诗》、《书》、《礼》、《易》、《春秋左传》、《孟子》、《史记》、《孔子家语》，乃至《尔雅》、《说文》等相关古籍，寻觅搜索，务求真懂。为此而做些读书笔记，名之曰《论语辩证》（《中国孔子网-交流园地》2008-07-29起陆续连载）。这样读下来，渐渐自觉懂得的多了一些，理解也更加贴近原义了，回头再看“还原”一文，果然发现有些遗漏和不足，故又为文作补。

　　一、《论语》“忠”字补遗。

　　原文谓：“粗略检点《论语》中直接提到‘忠’的14处”（16个），当初只是一句留有余地的自谦语，如今一看，的确粗略——再检，得知《论语》一书共有16处用了18个“忠”字。漏检两处为：

　　．《里仁》篇第十五章（4-15）：“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这是曾子从修身的角度，理解“夫子之道”，也是讲做人的道理。“忠”，就是“尽己之心以待人”，“恕”则是“推己之心以及人”。这里“待人”、“及人”的“人”自然还是泛指所有的人，而不单指君。“忠”的对象当然也是如此。

　　．《季氏》篇第十章（16-10）：“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言思忠……’”是说讲话就要讲真话，要忠诚老实，实事求是，尽心尽意，与忠君也没有什么关系。

　　二、孔子反对愚忠补证。

　　《春秋左传》提到孔子名字（称孔子、孔丘、丘、仲尼、尼父等）共57次，其中多为引述孔子对春秋时一些人和事的评议，其中有很多次体现了孔子反对愚忠的思想，兹举例如下。

　　．宣二年传    （评董狐书法不隐，赵盾为法受恶；惜赵盾，谓越竟乃免。）

　　乙丑，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乌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慼’，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

　　晋灵公荒淫残暴，听信佞臣屠岸贾的谗言，嫌执政大夫赵盾（宣子）忠谏多言，妨碍他纵情享乐，就假意请他喝酒，却埋伏了甲士暗杀他。卫士提弥明有所察觉，及时拉着赵盾告辞。灵公又放出獒犬追咬，提弥明和赵盾边斗边退，提弥明被咬死，赵盾逃回府中。赵盾这才知道灵公决不会放过自己，马上逃亡出走。还没有走出国境，又听到（本家侄儿）赵穿杀死灵公的消息。他急忙赶回国都，主持国政，迎立公子黑臀（成公）为新君，以稳定国内局势。史官董狐在史册上写“赵盾弑其君”，并在朝廷上宣读。赵盾分辩说：“不是这样的。”董狐说：“你身为执政的正卿，虽然出走，但还在国境以内；回来后又不惩办弑君的凶手。导致国君死亡的，不是你是谁？”赵盾长叹一声，说：“唉，‘自己用心太过，反而自寻烦恼。’说的就是我哦。”

　　赵盾在襄公时就是执政上卿，是晋国的老臣，忠实、勤勉，但多谋而寡断。襄公宠爱幼子夷皋，立他为世子，而把长子公子雍派往秦国。襄公临终嘱赵盾等人扶佐七岁的夷皋继位，赵盾也答应了。可是襄公一去世，他又觉得幼主不能管事，就派人到秦国接公子雍回来继位。治丧期间和送葬之后，襄公夫人抱着世子天天在他面前哭诉，他又心软了，就临时决定还是立七岁的世子夷皋为君，然后派人去阻止公子雍回国。从此，他尽心国事以待幼主（就是晋灵公）长成。谁知这位幼主却长成了一个荒淫暴虐的昏君，于是发生了本篇的故事。

　　赵盾完全有能力也有条件造反或者另行废立，但他在自己生命危险的情况下，并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反，而是选择了逃跑。当听到灵公被杀的消息后，他又生怕引起国家局势混乱，急忙赶回来主持大局，迎立新君。就这样，史官宣布“赵盾弑其君”，说出这样记录的理由之后，他也只是叹息一声，就承担起了这个罪名。

　　孔子评论这件事，对两个人的行为都称赞：说董狐“书法不隐”，是“古之良史”；说赵盾“为法受恶”，是“古之良大夫”。都是基于同一种责任追究法则：决策者的责任大于执行者。实施弑君的是赵穿，而且赵盾也不是指使者，但赵盾既任上卿，有决策权而未决策，有能力预防而未能预防，就责无旁贷。赵穿是赵盾的本家侄儿，又是出于对灵公不满和为赵盾抱不平，但董狐和孔子也都对这些因素只字不提，不把这些因素作为赵盾应担罪责的理由，只按法则论事，身为正卿尚未免职，人虽出逃却仍在国内，而且回来后又不惩办凶手，所以应该承担罪责。

　　究责于决策者，这是就法理而论。然而，孔子对于赵盾，不光是从法理上称赞他勇于承担责任，也从情理上寄予同情，表示惋惜：“惜也，越竟乃免。”这意思很明显：如果赵盾真的逃离了晋国，就可以免担这个罪名。这就说明：孔子不仅同情他承担本非自作的罪名，而且赞成他逃脱君主迫害的行为。

　　由此可见，历代旧儒家把孔子“臣事君以忠”，解释为“君要臣死，臣不死是为不忠”，是对孔子严重的歪曲。按照旧儒家对“忠”的解释，君主要杀害大臣，这大臣就该老老实实引颈就戮。可是，晋灵公杀赵盾，赵盾不但不引颈就戮，反而当着灵公的面格斗抵抗，然后又往邻国逃亡。孔子对赵盾的对抗和逃亡的行为没有作任何批评，反而为之叹息，惋惜他没有尽快逃出国境——“惜也，越竟乃免。”如果赵盾逃出了晋国国界，他就可以不为赵穿承担弑君的罪名。

　　．宣九年传    （评洩冶愚忠直谏而招杀身之祸）

　　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戏于朝。洩冶谏曰：“公卿宣淫，民无效焉，且闻不令，君其纳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请杀之，公弗禁，遂杀洩冶。孔子曰：“《诗》云：‘民之多辟，无自立辟。’其洩冶之谓乎。”

　　陈灵公和他的近臣孔宁、仪行父，三个人都与夏姬通奸，彼此知情，不但不以为意，反而当作游戏般逗乐开心，甚至在朝廷上，当着许多大臣，三人各自拿出夏姬送的贴身内衣，公然招摇，互相炫耀、戏耍，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洩冶劝谏灵公，说：国君与卿大夫公然宣扬淫乱，老百姓就无可效仿了，而且传出去名声不好，请您收敛。灵公当面说我能改正，一转身就把这事告诉了孔宁和仪行父，那两人提出要杀掉洩冶，灵公也不制止，于是就把洩冶杀死了。

　　孔子评论此事，没有去指责那三个厚颜无耻的淫虫，是因为这种人渣简直令人羞于启齿，不值得一提。引用《诗》句以说洩冶，则是惋惜一个正人君子，居然会对那种不可救药的无耻之徒，还抱有幻想，真是自作聪明而自讨苦吃。

　　引诗“民之多辟，无自立辟”，见《诗-大雅-板》。杜注谓，言邪辟之世，不可立法。国无道，危行言孙。我以为既将“辟”解释为法度，就不能在同一处又另解作邪辟；“多辟”如说多嘴、多事，即嫌其（法）多。这里引诗是《板》第六章的最后两句，前五句是说上天引导人民，就象乐器的塤与篪相配，玉器的璋圭相合，也象随手拿件东西带在身上，那么顺理成章，自然而然；接着这两句是结论：“民之多辟”——民众嫌已有的法律太繁琐，搞得人无所适从；“无自立辟”——就不要自作聪明再来叠床架屋，增立新法了。

　　引诗是说立法要看人们能不能接受、遵守，否则就不要立那个法。用在洩冶身上，就是说好心劝人，也要看对象，如果对方不可救药，听不进任何好话，就犯不上费那门子精神。可是洩冶却不想想这卫灵公是个什么货色，偏要去多嘴多舌，还自以为是忠心耿耿，其实是愚不可及。言下之意，洩冶之被杀也怨他自己不识好歹，不知进退，硬往枪口上撞。

　　《论语-先进》有言：“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宪问》篇又说：“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两段话意义连贯。《先进》篇是讲，做大臣的，按大道（正道、法理、道理）为君主办事，不能按正道行事，就干脆撒手不管。《宪问》篇，危，训正，又训高峻。孙，训为逊，有人释作谦逊、恭顺，我以为不妥，应为逊位之逊，即退避的意思，“言孙”就是说话要收敛。这话的意思是：邦国有道，就正言正行，目标高远；邦国无道，就自己保持个洁身自好，把那些起不了作用的好话收起来。

　　孔子批评洩冶明知灵公荒淫已极，不可救药，还多言惹祸，自以为是忠心，其实是愚笨。孔子还主张“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论语-泰伯》）他对那些昏君、暴君，是避之惟恐不及，那里有一点愚忠的痕迹？

　　．昭二十年传    （评虞人违君命）

　　十二月，齐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进。公使执之，辞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见皮冠，故不敢进。”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韪之。”

　　齐景公到沛地行猎，招呼虞人（掌山泽的官员）送弓，虞人不送。景公派人把他抓起来，他辨解说：“过去先君行猎时，要用旗帜就召唤大夫，要用弓就召唤士，要戴皮冠（打猎时戴的皮帽）就召唤虞人。我没见到您要皮冠，所以不敢送。”景公就把他放了。

　　孔子评论这件事，说：“遵守一般规则（道）不如谨守职责（官），君子赞成（韪）这个观点。”一般规则是下级服从上级，臣下服从君主。但孔子认为，这个一般规则还须服从另一个大前提：上级和君主的决策与命令是正确的。如果不正确，就可以拒绝执行。显然，孔子说这话是赞成虞人违背君命的做法，也赞赏他的辨解。

　　《春秋》记载的大事多不胜数，《左传》记录孔子的评议仅几十条，许多大事没有议及，却对送一张弓这种微不足道的小事加以评论，必定是认为这件小事说明了一个大道理——“守道不如守官”。

　　孔子重礼，讲等级，但是，他认为，君臣、父子、兄弟关系的和谐相处，需要相对的双方各安其位，各尽其责，而主动权和关键都在于居上的一方，主要责任也在居上的一方。父与子，父应主动；君与臣，君当主动；兄与弟，兄为主动；朋友间，我为主动。孔子论为政，论忠，论孝，论友，都是如此。孔子称赞虞人谨守职责而违背君命，实际上也就是批评齐景公混淆臣下的职责而乱下命令，是错误的。《论语-子路》篇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也就是这个意思。

　　孔子主张“守道不如守官”，赞成虞人违背君命的做法，正说明他并不象后来一些儒家那样认为“君命不可违”，恰恰主张应当拒绝执行错误的命令。这与愚忠观念也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哀十一年传    （夫子自道鸟则择木）

　　孔文子之将攻大叔也，访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则尝学之矣。甲兵之事，未之闻也。”退，命驾而行，曰：“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

　　卫国正卿孔文子（为了私怨）要攻打另一个大夫大叔疾，征求孔子的意见。孔子说，礼仪方面的事，我曾经学过；战争的知识我从没学过。回去后，马上安排车马，准备离开卫国，并且说：“鸟可以挑选自己合适的树木栖息，树木怎么能挑选鸟呢？”

　　《论语-卫灵公》篇也有类似记录，不过提问的不是孔文子而是卫灵公，孔子的回答也没有“鸟则择木”的话——

　　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

　　我曾怀疑这两件事其实是一件事，是《左传》和《论语》有一个的记录有误。但《史记-孔子世家》对两件事分别有记载，所以还是尊重太史公的意见。不过，孔文子是卫国的执政正卿，是当权者，那时孔子与他的关系也近似于君臣关系。“鸟则择木”这句话，也确实是用来比喻主客关系和君臣关系。

　　孔子并非不重视军事，也不是不懂军事。《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定公十年，与齐景公约会於夹谷。鲁定公让孔子随同相辅，行前，孔子说：“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古者诸侯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在夹谷会上，孔子果然动了杀机，靠强硬态度和义正词严维护了鲁国的尊严，并使齐国归还了以前侵占的鲁国国土。此后，在“堕三都”的过程中，孔子还亲自带兵出马。

　　《史记-孔子世家》还有这样一段记录：

　　冉有为季氏将师，与齐战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学之於孔子。”

　　孔子既然也重视军事，也懂得军事，为什么回答灵公和孔文子都说自己没学过呢？因为他认为那两人提问所说的战事是不义之战，他持反对态度，所以就用“未之闻”、“未尝学”来搪塞。若照旧儒家对忠君的解释，孔子这样搪塞国君，也是不忠的表现。但孔子确实这么做了，而且他自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符合他自己说“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的原则。

　　这个故事的重点还是在“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的比喻，这个比喻被后来一些聪明人明白地翻译为：贤臣择主而事。一个优秀的士人，要善于选择君主，选择的标准就是——有道。

　　在孔子心目中，根本不存在什么“忠臣不事二主”的观念。看他评价管仲：他的学生子路、子贡都谴责管仲不为公子纠尽忠死节，反而改换门庭成为桓公的首相，孔子却反对二子的观点，连声赞叹管仲多么仁，多么仁！（《论语-宪问》）再看孔子自己，鲁君重用他，他就竭力从政，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一旦发现鲁君迷恋声色，荒怠政事，他就离开了。此后，他带着学生周游列国，其意图之一就是寻访明君，谁有道，谁可能真心为国为民，就留下来臣事之。发现不对路，就“命驾而行”。甚至，被当时和后世许多儒家视为“蛮夷”、“非我族类”的楚国，他也发现了一位明君：“楚昭王知大道矣！”（《左传》哀公六年）于是决定投奔楚国，到昭王手下去工作。

　　因此，孔子说“鸟则择木”，不只是一个比喻，更不是一时赌气的话，而是他真实的思想观念，而且是付诸于多年实践的行为。所谓“忠臣不事二主”，所谓“君要臣死，臣不死就是不忠”，不仅与孔子毫不相干，而且是背道而驰，是孔子一再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