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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语》之为伪书，久成定谳，但近些年来随着与之相关的出土文献的陆续发现，情况有了很大变化，但尚不足以完全憾动人们的传统看法。究其原因，不只是由于所谓王肃伪造之说久有影响，还在于今本《家语》十卷（两唐书亦如此），而隋志所载却是“二十一卷”：今本仅约当唐时的一半，这似乎意味着即便是王肃的“伪造”之书，到今天也是劫后余生、残缺不全了，这更加深了人们对它的怀疑。像明代何孟春即云：“司马贞与师古同代人也，贞作《史记索隐》引及《家语》，今本或有或无，有亦不同，愚有以知其非肃之全书矣。”“今本而不同于唐，未必非广谋之妄庸，有所删除而致然也”，“……以此而推，此书同事异辞，灭源存末，乱于人手，不啻在汉而已，安国及向之旧，至肃凡几变，而今重乱而失真矣。今何所取正？”需要说明的是，今之王注本十卷《家语》何氏并没有见到，他所见到的只有元代王广谋的节略本，故而其关于《家语》“重乱而失真”的评价也可以理解。不过，即便后来宋本王注《家语》十卷多有刊刻，也仍然改变不了学者视其为“残本”的评价，像明代黄鲁曾就说：“考之《艺文志》（即隋志，笔者按）有二十一卷，王肃所注何乃至宋人梓传者止十卷？已亡其太半”姚际恒也说：“今世所传《家语》，又非（颜）师古所谓今之《家语》（即唐本）也”。

　　假如今本《家语》卷数相对于唐本有一半之失，其佚文自不在少，故而清代以来学者开始着手《家语》的辑佚工作。清代孙志祖在撰《家语疏证》之余，亦辑有《家语逸文》，后来王仁俊编《经籍佚文》，即全盘吸收了孙氏的辑佚成果。不过，让人颇感蹊跷的是，孙氏所辑“佚文”仅有三条，这与《家语》卷数的“亡其太半”相比，也未免太少了。不但如此，细辨孙氏所辑三条，其“佚文”的性质亦间有可商。另外，程金造先生编著的《史记索隐引书考实》对《索隐》所引之书多有辑考，其中亦有涉及《家语》者，有几处在程氏看来“今《家语》无此文”，即为“佚文”，然细加检视，这几处要说是“佚文”亦多有问题，今综合两书所见，对其中“佚文”略加辨正，希望能对我们认识《家语》一书的流传有所补益。

　　孙志祖所辑第一条出自孔颖达《左传正义》，该书卷一引沈氏云：“《严氏春秋》引《观周》篇云：‘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此条作为“佚文”是颇可疑的：如此处真为《家语》之文，其何不径引《家语》本书，而据《严氏春秋》为说？南朝的沈文阿属转引《严氏春秋》，且不云《家语》，可能在当时的《家语》中就无此内容。王仁俊亦云：“《严氏春秋》已佚，仅引见于他书，此条严氏所见《家语》，盖非王肃所伪造者”。 “非王肃所伪造”，意味着在王氏看来此条并非王注本《家语》之文。那又是何书之文呢？笔者以为，如果此条当初真的系《家语·观周》篇的内容，那它就应该是很多学者提到的“古家语”之文。这种“古家语”即汉志的二十七卷本，它与经孔安国整理、王肃作注、流传至今的今本《家语》宏观上判然分属两大版本系统。晚近以来的出土文献，都向我们透露了这种“古家语”的若干信息：比如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所出简牍以及河北定州八角廊汉墓所出《儒家者言》。阜阳双古堆简牍下限不会晚于西汉文帝十五年即BC165年，而定州八角廊《儒家者言》汉简则为宣帝时物，再到成帝时期的刘向整理并著录，这说明“古家语”终西汉一世始终是流传不辍。著《严氏春秋》的严彭祖属西汉中期人，曾与颜安乐从眭孟受《春秋公羊传》，宣帝时立为博士。应该说他得见“古家语”并加以引用是完全可能的。不过，古、今两种《家语》虽然名称相同，实际上内容差别是很大的。从今本《家语》的后序看，孔安国整理、重编《家语》的初衷之一就是有感于“《孔子家语》乃散在人间，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损其言”，因此他的整理、重编就肯定有刊正文词、甚至重组章句的地方。孔衍奏文中也称安国整理的本子“典雅正实，与世相传者不可同日而论”，也就是说，孔安国已经以自己整理的工作，使得《家语》较之他的材料来源面目全非了。《严氏春秋》所引既属“古家语”系统，而孙志祖及今人所辑《家语》“佚文”，则是针对今本《家语》，所以此条作为“佚文”就是有问题的。

　　孙志祖所辑《家语》佚文第二条出自孔颖达《诗·大雅·皇矣》正义，其引《家语》：曰：“纣政失其道，而执万乘之势，四方诸侯固犹从之，谋度于非道，天所恶焉”。此条的确不见于《家语》本文，故而范家相也说：“今本及肃注并无此语，盖肃之《家语》失传，亦良多矣”。不过，细加辨析，此条虽不见今《家语》，但却与今之《家语·辨乐解》篇“众夹振焉而四伐，所以盛威于中国”下王肃注接近，王氏注云：“夹，武王四面会振威武；四伐者，伐四方与纣同恶也。”所谓“四方”与 “四伐”，“诸侯固犹从之”与“与纣同恶”都非常接近，考虑到古人引书多节引、暗引之例，此条很可能就是引的王肃的注。这里所说古人引书节引、暗引之例，在唐人的著作中是非常突出的现象。所谓“节引”，是指古人并不像我们今天这样词句必较，而是跳跃性地拈取某句中的若干部分来引用。如《初学记》中就曾两次引到《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中对子羔的记载，但两次相比即详略有别：《初学记·卷十九·丑人第三》引《家语》曰：“高柴字子羔，长不过六尺，状貌甚恶，为人笃孝，知名孔子之门，仕为郕宰”，又《初学记·卷十九·短人第五》引《家语》曰：“高柴字子羔，不过六尺，为人笃孝”。由于所引各有侧重，我们可以看出具体的引述体现出明显的“选择性”，我们显然不能以这种引文与今本的差别就说存在什么“佚文”或“衍文”。而所谓的“暗引”则更为灵活，引述者可以完全不必拘泥于著作原文，而是以自己理解之后的意思表述出来，从文句上看可能与原文几无对应，但意思上却又让人有种“似曾相识”之感。如《仪礼注疏》卷十贾公彦疏引《家语》云：“定公假马於季氏，孔子曰：君於臣有取无假。”此条对应今《家语·正论解》，其文曰：“孔子适季孙，季孙之宰谒曰：‘君使求假于田，特与之乎？’季孙未言．孔子曰：‘吾闻之君取于臣谓之取，与于臣谓之赐，臣取于君谓之假，与于君谓之献．’季孙色然悟曰：‘吾诚未达此义．’遂命其宰曰：‘自今已往，君有取之，一切不得復言假也。’”可以看出两者之间虽然在文句上差异很大，但意思上却并无二致，这显然是引者在对《家语》此文理解之后以自己的语言表述。因此，前文提到的孔颖达《诗·大雅·皇矣》正义对《家语》的称引，当即是“暗引”王肃的注。

　　孔氏《正义》既是对王肃注文的称引，那为何又径称“家语”？这实际上牵涉到唐人引书的另一个习惯，那就是凡引某书，也往往将其注文俱称某书。如孔颖达《毛诗正义》卷十五引《家语》云：“今池水之大，谁知非泉焉”，此处实兼引《家语·致思》篇“譬之污池，水潦注焉，雚苇生焉，虽或以观之，孰知其源乎？”本文及王肃注。如果我们搜检唐人所引《家语》，目光只盯着《家语》本文，就会把此类注文视同佚文，实则不然。

　　孙志祖所辑第三条出自《列子》张湛注。《列子·汤问》：“荆条为竿，剖粒为饵，引盈车之鱼于百仞之渊、汩流之中。”“盈车之鱼”，张湛注曰：“《家语》曰：‘鲲鱼，其大盈车’”，今遍检《家语》及王肃注，于“盈车”之鱼，的确未见。不过，今《家语·屈节解》有云：“渔者曰：“鱼之大者名为鱼寿，吾大夫爱之；其小者名为鱦，吾大夫欲长之”，此与张注相近。不过，即使此条确为今本《家语》佚文，那也不是由于由“二十一卷”到“十卷”这样的篇卷刊落所致。因为很明显，张湛属晋人，远在唐以前，其时《家语》之篇卷形制虽不能晓，要之无涉所谓由“二十一卷”到“十卷”这样的篇卷损伤则是事实。

　　、程金造书（以下简称“程书”）第131页提到《索隐》有云“姚氏按《孔子家语》云，子武生子鱼及子文。子文生最（实当为“樷”），字子产”，程氏云：“案今《家语》无此文”。笔者按，此条出自《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蓼侯”条，据《史记》云：“（高祖）六年正月丙午，侯孔藂元年”，司马贞《索隐》于此云：“姚氏案，孔子家语云……”。此处虽不见于《家语》本文，但却见于今《家语》后所附王肃作后序，其中对孔氏世系传承线索有详细交代，其文略谓：“……子武生子鱼名鲋，及子襄名腾，子文名祔。子鱼后名甲。……子文生最，字子产，子产后从高祖，以左司马将军从韩信破楚于垓下，以功封蓼侯，年五十三而卒，谥曰夷侯”。王氏此处所云封为“蓼侯”的“子文”行状，与《史记》大致相合。考《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蓼侯之封，是因为他“以执盾前元年从起砀，以左司马入汉，为将军，三以都尉击项羽，属韩信”，故而“功侯”。司马贞《索隐》于此云：“即汉五年围羽垓下，淮阴侯将四十万自当之，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是也”，甚是。此条既见于《家语》后附王肃所作后序，我们同样认为它不能算作佚文，其性质与上文我们说唐人把王肃之注亦当“家语”称引的习惯类似：他们同样也把今之《家语》所附孔安国及王肃的序径称“家语”。值得注意的是，现今的王注《家语》传本中，在篇卷格局上都是在后序结束以后才题“孔子家语卷第十”作为结束的标志，而并不是在《家语》正文末尾处标著，这应该不是偶然的：它提醒我们，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是将后序（也包括王注）作为《家语》本书有机的一部分来看待的（这恐怕与今之《家语》在版本上仅有王注本这一单一传本有关），因此唐人引后序就可以径称“家语”。这样看来，此处作为《家语》的“佚文”也是站不住脚的。

　　程书第132页提到《史记·封禅书》《索隐》有云：“《家语》云，道士皆言子侯得仙，不足悲。”程氏云：“今《家语》无此文。”笔者按：此条《史记·封禅书》原文作：“天子既已封泰山，无风雨灾，而方士更言蓬莱诸神若将可得，于是上欣然庶几遇之，乃复东至海上望，冀遇蓬莱焉。奉车子侯暴病，一日死。”关于霍子侯之死，据《新论》云：“武帝出玺印石，财有朕兆，子侯则没印，帝畏恶，故杀之。”《风俗通义》与之基本相同，均主武帝杀子侯之说。但据《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云：“（霍去病）子嬗代侯，嬗少，字子侯，上爱之，幸其壮而将之，居六岁，元封元年，嬗卒，谥哀侯。”可见武帝对子侯可谓宠爱有加，一如其父，“杀之”之说似无道理，而且《文心雕龙·哀吊》亦云：“暨汉武封禅，而霍子侯暴亡，帝伤而作诗，亦哀辞之类矣。”霍氏父子俱年轻得志，得皇上宠幸，但却惊人一致地“暴卒”，武帝之痛并“伤而作诗”就是可以想见的，此亦足证杀子侯之说难成立。《索隐》此处实际上是据顾胤引《武帝集》：“帝与子侯家语云‘道士皆言子侯得仙，不足悲’”。《武帝集》所载，其实应作如下断句：帝与（于）子侯家，语云“道士皆言子侯得仙，不足悲”。也就是说，应该恰好在 “家”与“语”之间断开，《武帝集》的意思实际是说武帝在就子侯暴卒一事安慰其家人，若将“家”与“语”相连成《家语》书，即成“帝与（于）子侯，《家语》云……”，则文义扦格，殊为不通[21]。程氏有此之失，实在于断句有误。此处“家语”既属子虚，则该条亦不成其为“佚文”矣。

　　程书第133页提到《史记·孔子世家》《索隐》有云：“《家语》作游过市”。程氏云：“《文选》卷四十一《报任安书》李善注引《家语》曰，孔子居卫月余，灵公与夫人同车出，令宦者雍渠参乘。使孔子为次乘，游过市。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于是耻之，去卫云云。小司马此引游过市，与《文选》李注所引同。”末云：“然今《家语》无此文。”笔者按，此条程氏引《文选》李善注与《史记》相参证，确有搜辑之功。但其实该条今本《家语》即有，亦非佚文。其文见今《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颜刻，鲁人，字子骄，少孔子五十岁。孔子适卫，子骄为仆，卫灵公与夫人南子同车出，而令宦者雍梁参乘，使孔子为次乘，游过市，孔子耻之。颜刻曰：‘夫子何耻之？’孔子曰：‘诗云：“觏尔新婚，以慰我心。”’乃叹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程氏此条之失，盖搜检未尽也。

　　程书第134页提到《史记·孔子世家》《索隐》有云：“《家语》，姑布子卿谓子贡曰”程氏谓：“案今《家语》无此文”。笔者按：《索隐》此处对应《史记·孔子世家》的原文为：“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韩诗外传》卷九之第十八章“孔子出卫（实应为‘郑’）之东门，逆姑布子卿。……”亦有与此对应一段，另外《白虎通义》、《论衡》也有与此类似记载，主要都是讲所谓“丧家之狗”的典故。韩诗明谓“姑布子卿”，与《索隐》引《家语》合。今本《家语》虽不见“姑布子卿”其人，但却也有与上述内容大致对应的部分，据《家语·困誓》云：“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独立东郭门外．或人谓子贡曰：‘东门外有一人焉，其长九尺有六寸，河目隆颡，其头似尧，其颈似皋繇，其肩似子产，然自腰已下，不及禹者三寸，累然如丧家之狗。’子贡以告，孔子欣然而叹曰：‘形状永[22]也，如丧家之狗，然乎哉！然乎哉！’”。可以看出，今之《家语》对应部分作“或人”，此于文法不合，当是后来由于脱去“姑布子卿”后人妄补也。此处准确地说应该是词有脱漏，后人妄补，整条内容其实并未佚失。

　　另外，程书第132页还提到《史记·孔子世家》《索隐》有云：“《家语》，孔子，微子之后。宋襄公生弗父何，以让弟厉公。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胜，胜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亲近，别为公族，姓孔氏。孔子（“子”当为“父”之误）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睾夷。睾夷生防叔，畏华氏之逼而奔鲁。”程氏于此云“案今《本姓解篇》文与此有异”。笔者按，今《家语·本姓解》篇云：“宋公生丁公申，申公生緡公共及及襄（当从《史记·宋微子世家》作“煬”，笔者按）公熙，熙生弗父何，及厉公方祀，方祀以下，世为宋卿．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胜，胜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亲尽，别为公族，故后以孔为氏焉．一曰孔父者，生时所赐号也，是以子孙遂以氏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避华氏之祸而奔鲁。”《家语》本文是把厉公以下“世为宋卿”的这一支与孔子先世弗父何这一支都作了介绍，而《索隐》于《孔子世家》下所引，当然只能取孔子先世的这一支，所以略去“厉公方祀，方祀以下，世为宋卿”就是可以理解的，这其实又是上文我们提到过的“选择性”的节引，差异的存在并不意味着《索隐》所见《家语》与今本有什么不同。

　　综上可见，无论是孙志祖还是程书所辑有关《家语》的“佚文”，其实很少是能够站得住脚的。偶有其例，也不是唐以下由篇卷刊落所致。笔者并不否认今本《家语》存在佚文，但就总体上看，其实真正的佚文是很少的。这与明清以来很多学者提出来的今本存在《家语》由“二十一卷”到“十卷”这样的篇卷损伤不成比例。此种现象对我们理解今本《家语》在唐以后的流传形态是个很有价值的参照。它提醒我们，唐时《家语》分卷与今本的不同，可能只是意味着每卷所含篇数有异，并不表明今本《家语》存在类似篇目缺失这样的结构性损伤。

　　另外，根据笔者的研究和统计，我们认为相对于《家语》本文，今本《家语》佚失更多的其实是王肃的注。如《史记·孔子世家》“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集解》引王肃曰：“谦言窃仁者之名”。《集解》此处之所以引王肃之说，因为《史记》此处又见于今《家语·观周》：“吾虽不能富贵，而窃仁者之号”，但我们看今《家语》此处王肃却无注，因此可以相信，《集解》所引王肃之说，当为《家语》王氏佚注。再如《史记·孔子世家》“长者不过十之，数之极也”，《集解》引王肃曰：“十之，谓三丈也，数极于此也。”《史记》此文又见今《家语·辨物》，但王氏于此句并无注文，故《集解》所引王肃之说，亦当为《家语》王氏佚注无疑。再如《史记·孔子世家》“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索隐》曰：“谓历阶级也。故王肃云：‘历阶，登阶不聚足。’” 《史记》此文又见于今《家语·相鲁》[23]，但我们看对应之处王注亦未见，《索隐》所见亦当为王注佚文[24]。细加分析就可以发现，这些佚失的王肃注文大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疏解平庸，了无发明。就像“谦言窃仁者之名”之于“窃仁者之号”，实在是“卑之无甚高论”，甚至可以说根本就没有出注的必要。这与王氏广为后人诟病的，对五帝、郊祭等内容的刻意求新的疏解形成鲜明对照。这些了无发明、无关痛痒的注训，不知是否是其多有佚失的原因（主观的或客观的）。另外，我们还注意到，相对于《索隐》，《集解》所引的王注佚失尤多。考虑到裴駰的生活年代要早于唐一百多年，其时他所能见到的《家语》应该较唐本更接近王注本原貌。再者，像前述张湛《列子》注所引《家语》，毕竟与今本不同。这些事实提醒我们，南北朝时期所流行的《家语》传本较之今本有更大的不同。或者也可以说，今本《家语》在六朝至唐这样一个时段的变化可能要更为剧烈。而唐以来今本《家语》的流变，仅从佚文之稀少看，可能并没有像很多学者仅据篇卷格局所推测的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