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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沉浮郑俊怀

　　握手，寒暄，解释着前天晚上没能见面的缘由，对面的原伊利集团董事长郑俊怀谦和，而又略带拘谨。

　　8月中旬的一天清晨，这位中国“乳业教父”选择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与《环球企业家》记者见面，地点是酒店大堂一个不起眼的偏僻角落。见面过程大费周折，出狱近五年的郑俊怀此前拒绝了所有媒体的采访，一封老友极为强烈的推荐书信及记者数千公里的辛苦辗转，让他感到“不好意思”才答应见面。这也是郑俊怀九年来首度面对媒体。

　　“我是穷光蛋。”郑俊怀对《环球企业家》说，他用的是售价仅180元钱的诺基亚手机。就在此次与记者见面的路上，郑俊怀还同身边人聊起自己刚淘的衣服：“5条一模一样的裤子，每条50元，省钱倒在其次，出差就省事多了，可以带回家再洗。”

　　苍老是一定的。因牢狱之灾失去自由时，郑只有54岁，如今已是63岁。他的头发有些卷曲，色泽灰蓬，不再如当年那样浓黑，但除脖子痣上的几根之外少见白发。除了头发之外，郑俊怀的面容并无变化，精气神未散。他眼神很坚定，说话很有条理，带有较重的呼和浩特口音，语速快而平稳，即使表达强烈的感情色彩，语速和声调也不会有很大变化。

　　在2005年冬天包头中院的被告席上，《环球企业家》记者曾经见过郑俊怀一面。当时他身着深色衣服，态度毕恭毕敬，在法庭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郑回答提问经常答非所问，每次都想把事情完整说一遍，言辞啰嗦。在庭审时，真正“有事儿”的犯罪嫌疑人一般不会这样。

　　而在采访过程中，郑多自言自语，旁人难以插话。对沉浮往事，他亦少提及。但谈及伊利，他自己的评价是“坦坦荡荡、无愧于心。”

　　落难

　　天命之年的陡然变故，令郑改变很多。谈话间，郑俊怀始终小心翼翼。当摄影师准备给其拍照时，他连连挥手，并说“别照，别照”。

　　郑俊怀向《环球企业家》坦言四年的牢狱之灾，令其顿悟很多。“刚进去的时候我也生气啊，你说能不生气吗？”郑俊怀说。“但生气能有什么用呢，生气也只是伤害自己，对别人没有影响，身体垮了白让自己受罪。”

　　“南非国父”纳尔逊·罗利赫拉赫拉·曼德拉(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曾感慨说：“当我走出囚室、迈过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已经清楚，自己若不能把悲痛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其实仍在狱中。”郑俊怀亦有相同感受。“在看守所和监狱里什么人没有啊，杀人犯、盗窃犯、纵火犯、盗墓犯、贪污犯……”郑俊怀罗列了一大堆罪犯名称。混迹于此，对郑思想冲击颇大，他发现看待问题的标准竟如此多元。“你觉得这样看的，他会那样看。”

　　郑俊怀是个工作极为认真的人，在监狱里干活也是如此。在萨拉齐监狱服刑期间，郑俊怀最初负责仓库工作，后在狱中种菜。种地对郑俊怀来说是轻车熟路，“我爷爷就种菜”，郑自己也种过。“我当时在监狱种黄瓜和西红柿。”郑说。他负责的菜地大概有两亩左右，每日起早贪黑，除草浇水，菜地由此焕然一新，产量也随之提高。“干部高兴，犯人也高兴”，按说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但仍会有人骂他。原来在郑俊怀管理菜地之前，杂草很高，尽管产量有限，但有些犯人可以藏匿于杂草之中偷西红柿和黄瓜吃，而在郑介入之后，杂草被清理干净，藏不住人，也无法偷。这件事对郑俊怀触动很大。他意识到同一件事不同人的看法竟如此不同，这也直接影响到他当下的心态。

　　“以前，他的思维方式颇为固化，老喜欢以己度人，例如自己不贪财，就以为所有人都不贪财。”郑俊怀的代理律师、内蒙古经世律师事务所律师刘爱国对《环球企业家》说。入狱后，郑才发现所谓对与错的标准很大程度上是由对立双方的实力确定的，正所谓“成王败寇”。

　　郑俊怀与潘刚的关系即是如此。两人曾亲密无间，但之后却落入水火不容的境地。潘刚曾于2004年获得五四青年奖章，但申报并未在伊利，郑俊怀甚至当时并不知情。知情者称二人的交恶内情源于2003年的奖金分歧。2003年，潘刚担任伊利液态奶事业部总经理，数月后升任伊利总裁。当时伊利管理层奖金与职务挂钩，郑要求依照任职的实际工作月份确定奖金，而潘希望全年依照总裁职务计算。

　　郑俊怀亦曾断过独立董事俞伯伟的“财路”。在俞担任伊利独立董事之前，俞伯伟曾开设营销咨询顾问公司。郑俊怀曾要求俞回绝与伊利的一切业务往来，并为此酿成大祸。2003年至2004年，俞伯伟和潘刚甚至绕过郑俊怀与北京未晚品牌(国际)传播机构合作，采取收买媒体等方式制造并传播蒙牛负面信息，最终爆出“未晚事件”。

　　此案波及面颇大。2004年初，蒙牛曾将此案向公安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等反映情况。2003年10月到2004年上半年，呼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曾对此进行过全面侦查，案情至今仍未完整披露。知情者称除三名未晚职员被抓之外，当时伊利内部涉案者就达5人之多，时任伊利液态奶部门负责人的潘刚亦名列其中。郑俊怀为此曾不得不央求呼市市委书记网开一面，潘刚由此脱险。

　　但坏事接踵而至。2004年4月，潘与俞伯伟故伎重演，制订打压蒙牛的“阿波罗计划”。当时郑俊怀在北京学习，潘刚则力劝郑必须采纳该计划，伊利由此需支付俞伯伟高达280万的咨询费。此前，俞亦曾从伊利拿走超过五百万元的此类“咨询”费用，对此郑俊怀坚决拒绝，由此两人分道扬镳。

　　“郑俊怀当时非常生气，他认为刚平息完之前的事情，下面又闹。他也认为竞争不是靠这个，最终撕破脸，俞伯伟于是跳出来揭发郑俊怀。”知情者说。郑俊怀由此即开始直面各方惊扰。中国证监会因检举信入驻伊利长达半年之久，不过它所清查出的唯一问题是伊利一笔五六年前的担保贷款违规，但这笔贷款已在其后一年内还清本息。证监会最终决定以罚款60万元了结此事，但郑却并不顺从。当年6月，伊利独董事件爆发。潘俞二人因此同仇敌忾，将郑使用公司资金为自己买入伊利股份的事公之于众，并引发公众对伊利第五大股东呼和浩特华世商贸有限公司身世的质疑。该公司持有伊利2.16%的股权，郑俊怀之女郑海燕和伊利副董事长杨桂琴之夫马庆成两人共持该公司87.1%股份。郑因此东窗事发。

　　刘爱国曾仔细研究过法庭资料。他发现华世的名字乃临时拼凑而起，其接盘持有的伊利股票曾是中国银行呼和浩特分行下面的“三产”，当年中行要求各支行资产清理变现，郑俊怀等人仓促接盘，其购买股票的钱亦来源于郑俊怀等人的银行贷款，并无猫腻可言。“我曾在法庭上提交各种证据，但法庭均无视，一条都没采纳。”刘爱国回忆说。

　　以下情境或能侧面证明郑俊怀的清白。事发，侦查人员惊讶地发现华世财务账簿、印鉴、股权证、银行开户、资金往来情况等核心资料均由伊利公司财务统一保管。“如果是私下见不得人的事情，为什么要大大方方搁在那里啊。”刘爱国唏嘘不已。

　　笼中

　　郑俊怀因此肇祸。刘爱国永远忘不了第一次见郑俊怀的情形。当时，郑羁押在包头看守所内，律师会见室外即是过道，中间相隔一道铁窗。屋内窗户打开，律师才能与过道中的犯人对话。

　　见面时当时正值隆冬，天寒地冻，气温低于零下二十度。郑俊怀的双手用手铐铐在铁栏杆上，两人只能隔着窗户说话。“我在里头冻得不行，他在外面刚说几句话，就冻得嘴唇发青，当时侦查人员要在场，我抗议说这样下去，人就要冻坏了。”双方交涉半天，郑俊怀才被允许进到屋内，进屋后半天才缓过来。

　　“当时时间不太充裕，我想问关键问题，他的回答老从头开始，总希望把前因后果讲清楚。真正犯事的人不会这样。”刘爱国说。当时正值案件侦查阶段，刘只能依规定询问郑有无刑讯逼供，告知其权利和义务、被控的罪名及实际意义，罪名是否符合，有无其他证据和线索等。

　　两人谈话常因监狱作息时间而时断时续。当时，刘爱国每日早上九点半前去，谈到监狱午饭开饭，午觉之后，两点多开谈直至晚饭。

　　当时郑的羁押房间为双人间，一位被安插进来的犯人负责监视郑，目的是避免其自杀。如此呆了一年半。之后，郑在萨拉齐监狱服刑，前后长达两年之久。

　　期间，诸多旧部私下前去探望。对于自己的两个“学生”，郑俊怀感念牛根生在他入狱期间与原蒙牛高管资助其孩子海外学费的情谊，在郑俊怀女儿结婚时，牛根生亦曾亲自到场。但郑俊怀对潘刚却绝口不提。这么多年，伊利从未派一个人过来探望，反而扣押其之前应得的薪水。

　　为此，他曾多次向伊利讨要薪水，却均无结果。即使如此，郑俊怀仍未生气。“存在就是合理的。”他如此宽慰自己。四年牢狱生活对郑的“馈赠”不仅包括内心的豁然，因祸得福的还有健康的身体。“没这几年的锻炼，我身体也没有现在这么好。”郑俊怀说。羁押之前，他因工作压力等原因，身体一直不好，长期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腰也有毛病。但经过几年监狱生活的调理，其身体已大为改观。

　　值得一提的是，郑俊怀在服刑期间发明了一个节能装置。“我们三个人一起发明的，一起申报的。”郑俊怀对《环球企业家》特别强调说。也正因此，他获得第二次减刑机会，并于2008年9月4日出狱。巧合的是，5天后的9月9日，中国奶业的最大丑闻三聚氰胺事件爆发，郑俊怀的旧识三鹿集团董事长田文华锒铛入狱，众多乳企也身陷丑闻之中，随后乳业积攒的问题接连爆出。

　　仅仅4年间隔，彼时的乳业江湖已和郑俊怀之前所认识的大不相同。当年，郑曾提倡行业要对奶源重视，即得奶源者得天下，这也是其那个时代的行业规则。而三聚氰胺事件爆发之时，乳业的千疮百孔与混乱程度已令人触目惊心，并延宕至今。这让出狱后的郑痛心疾首。“我也有孙子、孙女，当我的儿女们也选择国外品牌的奶粉时，我痛心、我惭愧。”郑俊怀说。

　　自由

　　出狱后的郑俊怀一度几乎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什么时候需要你，我会打电话给你，你不要问我在哪里，也不要记我的电话。”郑俊怀曾这样对他的另一名代理律师内蒙古慧聪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郝润英说。

　　他先是回了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老家呆了几天。当时，老母亲已去世，仅年迈的哥哥还在此地，旋即他又回到呼和浩特。知情者说出狱后的郑俊怀当时的首要任务是陪妻子辗转于山东、北京等地看病。经历一系列的变故，他的妻子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几乎浑身都是病。

　　2008年10月，刘爱国公务出差到北京，约郑吃饭叙旧。席间有人提及北海有一家上市公司，其股东包括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其董事长亦对郑心生敬仰，辗转通过内蒙古自治区驻京办联系郑，希望他能栖身北海，郑最终婉言谢绝。“当时外界正盛传他弄了几十亿元东山再起。我跟他聊了聊，他说这都是没有的事。”刘爱国回忆说。

　　郑俊怀的低调乃是迫不得已。出狱之后，他的是非不断。一些不怀好意者曾挑动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法院清查其减刑手续是否合法，并又送去一堆郑俊怀的“犯罪材料”。最高人民检察院亦曾来过内蒙古调查数次，结果发现郑并无问题。

　　郑俊怀本人身上仍有数桩未了之案。其一是讨要劳动所得，伊利扣押了案发前郑2003、2004年两年共计520万的年薪，为此郑曾于二审结束后的2006年申请劳动仲裁，但因一些莫名干扰，呼和浩特劳动仲裁委员会至今未下仲裁决议，进展无果。郝润英称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劳动仲裁遭遇很大的障碍，伊利方面并不配合提供核实资料。另一个原因在于“无形压力”。“这个案子有时候有政治势力在压着，下面执行的人明显感觉有阻力，至于阻力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楚。” 郝润英对《环球企业家》说。

　　官司之二则是讨要启元公司股权中所涉本金。启元成立于2001年，注册资金来源于郑俊怀等人两年间的高管奖金。当时，牛根生出走伊利，并带走大批核心员工，伊利一度人心不稳，呼和浩特市政府批准建立长期激励机制，即每年伊利提取税后利润的10%作为中高管奖励基金。

　　此后，呼和浩特市政府又从国有股中剥离出550万股。由郑俊怀所代表的二十余名伊利高管以奖金连同贷款出资购买。当时启元公司的注册登记股东共八人，包括潘刚、杨桂琴等伊利高管，郑俊怀名下持有启元公司98.35%的股权，代表没有登记的二十余名伊利高管股东。案发前，启元共持有近1100万股伊利股票，约占当时伊利股份的4%。

　　在郑俊怀被审查起诉阶段，呼和浩特市政府屡屡要求郑俊怀强行放弃启元股权，并将这些股权以2001年伊利公司净资产折股价低价卖给市政府下属的投资公司。政府的劝说行动共计六次，最后一次劝说则由两位副市长、副秘书长带队，前往包头看守所出面逼郑签字。官员们“宽慰”郑俊怀称此举能让他“出去”，入资本金也会退还给本人。此前，刘爱国曾要求郑俊怀若他不在场，不要在任何文件上签任何字。当时的监狱看守曾提醒郑俊怀不要妄自签字。关键时刻，郑俊怀最终并未扛住，他很快签字，并幻想破财消灾换得迅速出狱。结果，竹篮打水一场空。

　　刘爱国称如此劳师动众购买股权，乃是少数人的利益作祟。当时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刚刚开始，非流通股将得以流通，以平价购买，获利不菲。当时流通股股价是二十多块钱，投资公司平价买入价仅四元多钱，已溢价逾4倍。郑最终签字，但启元本金却至今无着。他曾追问本金下落，得到的答复是市政府下属的投资公司已将钱汇入伊利，法院证据显示伊利也曾开出收据，但始终没有付钱给郑俊怀等启元公司股东。

　　刘爱国认为政府逼迫郑俊怀签字，此举“乘人之危，显失公平”。2006年12月，他帮助郑俊怀立案上诉，并希望申请法院撤销该转让决议，当时其案值已高达3亿元。2009年，呼市赛罕区法院为此才开过一次庭，今年8月6日此案再度开庭，郑俊怀本人亦亲自到场，但至今仍无结果。“这个案子一直在吊着。”刘爱国说。

　　感怀

　　刘爱国可能是为数不多能让郑俊怀感到温暖的人。两人之前并不相熟。在伊利上市之初，刘爱国在内蒙古体改委协助参与其上市申报材料初审，此后两人也仅在朋友聚会场合见过面，私下并无来往。郑俊怀东窗事发之后，郑妻突然打电话给素未谋面的刘说：“郑俊怀在狱中带出话来，请你务必当辩护律师。”刘爱国备感诧异—当时郑的周围有不少律师，但郑不知何故没有选择其中的任何一个人。郑妻告诉刘爱国，为了找他，她整整打了一天的电话。

　　郑家很快因官司而入不敷出。二审之后，郑俊怀需承担的律师费即高达二十万元，但只能勉强凑够十万。“大企业的领导人中，他是我看到过的最干净的人。”刘爱国感慨地说。

　　绝境之下，郑妻想到呼和浩特市政府曾奖励郑俊怀50万元奖金，结果卡拿出来，里面只有几千块钱。“家属就让我探监时问他，钱花哪去了，郑俊怀说他拿自己的钱给退休老职工买了辆车，组织他们玩了一趟，钱就没有了。”刘爱国说。

　　对于金钱，郑俊怀有时大手大脚，但有时却斤斤计较。知情者说郑在任期间，一些与伊利利害关系很大的自治区机关新设某一机构，给伊利“发帖”，郑最多只批一万块钱，而当时规模、利润远不及伊利的小公司都会送上三万至五万。郑因此在政府不得人缘。

　　在刘爱国看来，郑俊怀的思维方式颇为固化。“他不爱财，也不爱搞下面那一套。逢年过节看看领导也就送点牛奶冰激凌，搞大之后也就送点这个。”

　　不擅长处理政商关系且拒绝与之媾和，这正是郑俊怀的肇祸根源。知情者称郑的入狱根源在于得罪了权贵利益集团。入狱前，作为相对控股第一大股东的市政府一度决定退出所持有的全部14.33%的国有股，并以10元每股—超过净资产折股价的60%将其转让给启元公司。当时，财政部已批相关手续。

　　知情者称当时曾有神秘人向给郑许诺，若将这部分股权卖给他们，郑私下将获取数千万的好处。但这一要求遭到郑的拒绝。郑的理由是“这是集体的，随便转给个人怎么行？”“郑俊怀实际上怕相对控股第一大股东旁落他人后，伊利的整个管理团队都要变更，郑想规避这一切。在他眼中，伊利就是自己的孩子。”知情者说。

　　待到证监会审批时，其方案首轮并未获得通过。此时，神秘人又来找郑，这一次郑仍不同意。为了确保伊利股权及公司稳定，郑俊怀最终决定通过“关系单位”金信信托接管伊利国有股—后者亦承诺不参与管理，甚至不参加董事会，且股权转让时优先转让给管理层。

　　知情者称金信信托之所以能获取郑俊怀的信任，原因在于伊利曾将超过5亿元资金用于国债投资，国债资金管理者为闽发证券，后闽发证券董事长张晓伟被捕，身陷信用危机及资金链断裂之苦的闽发证券最终破产。但在案发的关键时刻，金信信托曾力劝郑将资金抽出，最终得以避免巨额损失。经此一役，信任由此建立。

　　郑俊怀将国有股托于金信信托的行为最终激怒了神秘人，后者数亿元的牟利亦遭到破灭。郑开始被“清算”。此后，国债托管、国有股转让亦正是郑俊怀案发的导火索，郑因此被调查。

　　“你说自己要，自己要不成倒罢了，让给别人也不让给我，这最终导致对方撕破了脸。”知情者说，“郑俊怀总是想政府不至于说整他就整他，但他没有想到自己最终会卷入权贵利益链条上来，而且整个链条都对他不利。”

　　潜行

　　郑出狱之后，沉寂多年，消失在公众视野中。一些人认为他能量散尽，一代枭雄就此沉寂。“当时郑俊怀已付不起律师代理费，他思想负担很重，害怕再受到伤害。”郝润英说。最明显的变化是他一直行踪不定，频繁变更手机号码。“什么时候需要你，我会打电话给你，你不要问我在哪里，也不要记我的电话。”郑俊怀曾这样对郝说。

　　当时，他已无钱垫付律师费。“他这个人年薪、工资都不往家里拿的。以前，他老婆每次领退休金，顺便签字替郑俊怀领点钱，每个月也就几千块钱，平常够过日子就行。”刘爱国说。入狱前，郑2003年至2004年的年薪及奖金均在伊利账上，总数接近500万元，伊利这时仍扣押不给。“这也够缺德的。”刘爱国说。

　　更多的细微变故亦让郑俊怀感受冷暖。郑被批捕之后，呼和浩特市政府曾要求伊利每月给郑家五千块钱生活费，但如此仅维持了两三个月便被终止。另一位前伊利董事曾借郑俊怀150万元，郑落难后亦不归还，郑最后不得不委托郝润英诉诸法律，法院判决后，郝本人前往北京强制执行超过三次才要回钱。

　　在这些年间，郑俊怀几乎衣食无着。接近郑的人士透露郑俊怀曾一度靠为一些小公司做顾问过活，每月工资所得仅数千元而已，但详细内情，外人不得而知。

　　低调潜行的郑俊怀最终于2011年5月就职于黑龙江红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但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身份并非总经理，而以顾问示人。如此行事乃是迫不得已—按照《公司法》规定，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等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五年者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郑俊怀由此无法越界，但无人否认郑俊怀在红星的影响力与控制力。

　　黑龙江红星集团食品有限公司于2009年7月1日在黑龙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正式注册成立，其前身黑龙江安达乳品厂成立于1952年，是前苏联援助下，新中国建立的第一家大型机械化乳品生产企业，曾生产出新中国最早的奶粉。而郑俊怀旧部前伊利集团液态奶事业部执行总经理秦和平、前伊利集团冷饮事业部副总经理路长全亦曾名列其中。但红星内部人士向《环球企业家》透露，秦、路等人现均已离开，其中缘由不详。“现在郑总带领的是一群新人，伊利旧部很少。”知情者说。《环球企业家》亦希望就此采访路长全，但遭拒绝。

　　关于创业的艰难，郑俊怀所述不多，但可以想见。自称“穷光蛋”的他一则没钱，二受五年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法律规定牵绊。他向《环球企业家》坦言之所以来红星，主要是红星的股东们希望他出来，当地政府亦对其大力支持。如今红星已经有十余个股东，其中多是北京的，且不乏背景雄厚之人。

　　知情者称郑俊怀出狱之后，包头方面曾希望其留下创业，但他并未留下。原因在于包头乃是其伤心之地，郑由此远走牡丹江。

　　正在创业的郑俊怀工作非常拼命。在与记者见面的前一天，他深夜才回到当地，工作至凌晨两点。第二天清晨与记者见面后，9点即赶赴当地市政府开会。最忙的时候，他曾在26个小时内辗转于5个地方。如此高强度的工作乃是家常便饭。红星办公室苏主任称他曾经在晚上十点多给郑俊怀发邮件汇报人员编制情况，第二天早晨他发现凌晨两点郑就对其进行了回复。

　　郑俊怀坦言正是四年监狱的生活才令其支撑起如此高强度的工作。现在他非常注意身体健康，“只有身体是自己的。”每天早上天还未亮，只要不出差，郑即会起床锻炼。他喜欢激烈地爬山，直到汗流浃背方休。

　　“郑总在车上喜欢打盹，会抓紧一切时间休息。”红星办公室苏主任对《环球企业家》说。颇为难得的是他睡眠不错，倒下就能睡着，这令很多人羡慕不已。另外，每天下午郑也会小憩一会，其间，熟悉其作息规律的身边人都会尽量不去打扰他。

　　在生活上，郑俊怀依旧艰苦朴素。每次出差若不应酬，他总是喜欢以几元钱的面疙瘩等街头小吃果腹，交通工具也尽量乘坐火车，如此往返于北京与牡丹江两地，有时还只是硬座。最近在红星股东的强烈要求之下，郑才开始坐飞机。在北京出差期间，旧衣旧衫的郑经常手持交通卡坐地铁穿行。有股东提出在北京给郑配辆车，但他拒绝了。

　　“有生之年，想再做些事。”郑俊怀说。

　　闪耀

　　倒下的强人再创业成功者不多，史玉柱、褚时健等寥寥无几，年逾六旬的郑俊怀能否成功步其后尘？对于此番创业，郑身边的不少朋友都很担心。郑俊怀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努力去做，尽心去做，能做什么程度就做到什么程度”。

　　悲观者称乳品行业一飞冲天的时代已经过去，郑俊怀的尝试注定失败。其实，他们低估了中国乳业教父对市场的判断能力。郑俊怀想做的不再是如蒙牛那样的综合乳企，而是专注于婴幼儿配方奶粉。

　　尤尔根(Jürgen)，德国婴幼儿奶粉技术专家，曾任职于瑞士、德国等多家国际知名品牌婴幼儿配方奶粉工厂总经理，他与郑俊怀认识已有十五年。“郑是一个在市场方面非常聪明的人。”尤尔根说。

　　此种才能在1980年郑俊怀任职于呼和浩特市奶牛公司招待所期间就已崭露头角，当时他邀请了一位老师傅来炸油条，让招待所的早餐生意一改颓势。但这也只是牛刀(微博)小试，真正奠基郑俊怀中国乳业教父地位的，还是在于起抓住常温奶的市场机遇，由此带动中国奶业市场爆发增长。

　　婴幼儿配方奶粉的利润相对丰厚，且市场机会尚存。今年以来，国家相关部门出台多项法律法规，对奶粉行业进行了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一次整合，大企业因此受益并获得更多市场空间。而伴随着洋奶粉丑闻频出，且遭遇国家反垄断处罚，消费者对洋奶粉的信任度开始下降，国产奶粉则有望在政策红利下实现东山再起。这也是郑俊怀复出的良好契机。

　　红星在奶粉领域也有着雄厚基础和悠久历史。自五十年代初开始，其就被国家指定为军需奶粉，并援建阿尔巴尼亚、越南等国和国内乳品企业共27家，为国内培养技术人才多达5600余名，堪称中国奶粉行业的黄埔军校。

　　郑俊怀已迫不及待。目前，红星年处理十万吨鲜奶乳制品加工项目的一期工程已经落成，2011年正式启动的该项目截止到2013年7月，已完成投资近3亿元。正式投产后，最高日产量可达40吨，年产15000吨，产值20亿元。“年底会投产。”郑告诉《环球企业家》。

　　新工厂距离牡丹江有大约3公里车程，且在大片的绿色包围之中，风景颇为优美。记者在现场看到，工厂主体已经完工，设备也安装完成，但土地还在平整绿化之中，现场仍有不少工人在忙碌着。“再过一段时间就不一样了。”陪同参观的苏先生对《环球企业家》说。

　　这座工厂按照欧盟标准建设和管理。在设备车间，除个别辅助设备外，其主要设备均来自德国基伊埃集团(GEA)。这种设备颇为昂贵，为节省成本，很多企业只是部分使用，而如红星这样的大面积使用则会让整体造价高出数千万元。

　　在建设指挥部的临时房子中，记者见到了尤尔根。他是2012年来到红星工厂的，当时郑俊怀力邀其加盟。尤尔根说如果达到三个要求，他才肯来。其中之一便是产品必须符合欧盟的相关质量标准，这也让工厂运营推后较长时间。此后，他又告诉郑俊怀应该再投资一些设备，防止肉毒杆菌问题的发生，郑立即答应，并投资1000多万增加设备。这一投资颇有远见，几个月之后，新西兰恒天然集团肉毒杆菌问题爆出。

　　眼下是郑俊怀值得庆贺的时刻。红星新工厂已于8月15日到10月15日间进行调试，产品即将上市。另一个好消息是9月4日，郑俊怀将出狱满5年，其不能担任相关公司职务的法律牵绊将消失，他将获得更大的舞台和自由。届时，没人会怀疑他将正式担负起管理运营工厂的职责，但据红星内部人士称，郑俊怀不会担任董事长职务，而是另有其人。

　　眼下，郑正忙于开会讨论具体的产品定价及市场开拓计划。他最为在意的是效率与时间—这亦是其东山再起最大的敌人。对于过去，郑已不愿再争辩纠缠。刘爱国向《环球企业家》透露他甚至连郑俊怀无罪申诉的法律文书和材料都准备好了，但郑俊怀却始终没有签字，他总觉得时机未到，也看透了。“我今年63了，即使再活20年、30年，还有什么不能看开呢？”郑俊怀对《环球企业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