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商网

确实也没必要要求每个改编版本都无限趋近于经典的本来面貌—毕竟，文学原著只出现过一次，影视则可以不断翻拍。但这也恰恰印证了：原著不可替代。

　　石一枫

　　从新版《红楼梦》到电影《白鹿原》，中国的影视制作似乎陷入了一个怪圈：酷好名著改编，但每一次改编都必须承受“有文学素养”的观众们的巨大不满。“不能忠于原著”或者“无法再现作者的风格”成为了导演最常听到的批判，“有文化”的文学界一再对“没文化”的影视界反戈一击。类似的情况多了，也让人好奇：文学与影视之间的矛盾，是中国独有的吗？或者说，因为“个人素养有限”而无法再现原著，这样的遗憾在国外就不存在吗？

　　稍稍热衷于电影的人，都能体味到那种无可避免的遗憾。当一部文学作品历经光影，在银幕上“久而弥新”的同时，也会面临着这样的悖论：时间越靠后，就越有机会借助更加发达的电影技术，但却离它最初的精神风貌越来越远了。举个最近的例子，《了不起的盖茨比》是菲茨杰拉德写于1925年的长篇名著，它在历史上经历了4次影视改编，除去1926年的默片版本早已失传，1949年和1974年的电影版虽然票房平庸，但多少获得了相当一部分小说拥趸的认可；2000年的电视电影版则一败涂地。到了今年，好莱坞又拿出了由迪卡普里奥主演的“盖茨比大片”，由于明星效应和影片制作上的美轮美奂，票房不可谓不成功，然而这个版本所受到的批评也许是历史上最多的。就个人观感而言，最新一版过于强调了“作家”本人的视角和心理活动，对于主人公盖茨比的塑造却稍显苍白，并且也存在着新版《红楼梦》式的“硬伤”：在展现美国“股灾”前的奢靡派对时，几乎忘掉了它发生在1920年代，布景与配乐都像是发生在今天。

　　与《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为了视觉效果忽略原著韵味不同，2011版的《呼啸山庄》与原著的区别，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小成本独立电影特有的“过度创新”。勃朗特原著中的吉普赛男孩变成了黑人，古典主义的恢宏、感伤则被神经质的癫狂气息所取代，这样的处理手法，假如放在小剧场戏剧中或许更加让人适应，但作为名著改编的电影，总流露出一些“投机取巧的深刻”。而说到对原著的更改，凯拉·奈特莉和裘德·洛主演的《安娜·卡列尼娜》也是一例。也许是此前费雯·丽和苏菲·玛索的两个版本过于惊艳，新版为了另辟蹊径，抛弃了托尔斯泰那经典的现实主义叙述方式，将细致入微的场景描写全都变成了舞台剧式的现场拆换，这样的手法，恐怕也是很多具有经典情结的“安娜”迷所不能接受的。

　　当然，那些对于原著的更改，反而可以被电影的支持者辩解为“创新”。而平心而论，确实也没必要要求每个改编版本都无限趋近于经典的本来面貌—毕竟，文学原著只出现过一次，影视则可以不断翻拍。但这也恰恰印证了那个老掉牙的道理：原著不可替代。怎么能指望姑娘小伙子们起哄架秧子地骂完李少红，捧完“87版”，就算理解了《红楼梦》呢？恐怕还得从文字看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