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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大足石刻以宝顶山、北山的规模最大、刻像最集中、造型最精美，以其艺术品质极高、题材丰富多变而闻名遐迩。从世俗到宗教，鲜明地反映了公元9世纪到13世纪的日常社会生活，并充分证明了这一时期佛教、道教和儒家思想的和谐相处局面，在中国早期各代石窟群中是罕见的，是中国石窟艺术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与云岗、龙门鼎足而三，齐名敦煌，集我国石窟艺术之大成，把我国石窟艺术推上了高峰。

　　谁也没有想到，这一震惊中外的石刻艺术却和当时的一个陕西籍军人韦君靖有关。

　　僖宗治下的乾符年间(公元874—879年)，韦君靖任昌元(今重庆荣昌县)令。面对蜀中藩镇征战，“四海波腾，三川沸腾”的晚唐局势，他招募义兵抑强扶弱，保境安民，雄踞昌州。不久，蜀中发生著名的“三川”之战———涪州韩秀升起义、西川陈敬瑄征讨东川杨师立和王建讨伐陈敬瑄。韦君靖奉命出征，无役不从，立下战功，于是步步荣升，在唐昭宗大顺元年(公元890年)累官升任昌州刺史及充昌、普、渝、合(今大足、安岳、重庆、合川)四州都指挥、静南军使，兼御史大夫，成为统领四州虎视川东的封建领主。

　　韦君靖在景福元年(公元892年)春正月，开建永昌寨，“人力子来，畚锸云至，连甍比屋，万户千门”，“筑城墙2000余间，建敌楼100余所”，“贮粮10年、屯兵数万”，“周围28里”。可谓固若金汤，有备无虞，以静观其变。之后，韦君靖并没有因地位的显赫、地盘的不断稳固而舒心。尽管他已有显赫的官位与通达的仕途，但时常感到“邑有仓箱之咏，俗多襦绔之谣”，而且“求瘼之念弥坚，除害之心尤切”。同样，他也受到几乎被历代大唐君主奉为国教的佛教思想影响，想在附近的龙岗崖壁上凿刻佛教人物或故事，弘扬佛法，以为善事，从而减少自己过去屠杀生灵的罪愆。于是，他便在北方难民中招募颇有造诣的画师工匠，由他个人出资，主持刻佛。

　　在开建永昌寨4个月后，选定了公元892年5月的一个黄道吉日，开始陆续凿刻“毗沙门天王”和“千手观音”。毗沙门天王像被军旅视为保护神，可得“神力”，因而就特别受到韦君靖重视，将其雕刻在北山佛湾之首，希借助天王的“神力”为自己助威壮胆，以巩固其统治一方的地位。他要求工匠务必“凿出金仙，现千手眼之威神，具八十种之相好”，首开北山石刻艺术的先河。

　　韦君靖在北山发出第一声清脆的凿佛声后，过了282年，一个年轻的石刻继任者用他毕生的精力为大足石刻日后走向世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个青年就是宝顶山当地人氏赵智凤。

　　公元1159年，赵智凤出生在大足宝顶山的贫苦家庭，在当时浓厚的人文环境影响下，小智凤5岁出家，16岁时，为了坚定自己求佛方向，他决定前往在成都的弥牟镇本尊院学法，受密宗“柳本尊遗教，专诚精恳，而学以成”。3年之后，回到大足，开始了长达70年的传法造像生涯，最终在宝顶山建成中国佛教密宗史上仅有的一座大型石窟道场。声势之盛，倾动朝野。在道场内雕刻了许多故事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的石刻精品，如华严三圣、千手观音、牧牛图、释迦涅槃圣迹图等。

　　在大足这块土地上，历史走过的三百多年间，颇有意思：一个显赫的高官为自己巩固地盘、祈福神助；一个普通的僧人为他人解脱、洗心安魂而弘扬佛法，救苦救难。二人地位、处境、心态、目的虽然不同，但无意间的这一举动，对大足石刻最终成为中国的辉煌、世界的辉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