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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姓吃的盐，看似普通，却被中国历代的朝廷所看重。

　　春秋时期，管仲认为，国家应该垄断食盐经营，以便从中渔利，为什么呢？因为每家每户都要吃盐，拥有这么大的消费群，只会赚钱，不会赔本。

　　西汉时候，国家组织一批文人，讨论食盐生意是让国家做，还是让商人做，最终决定国家垄断这桩买卖，依旧因为这项生意利润稳定，不能让油水外流。

　　唐代中期，发生安史之乱，国家迅速做出决定，调整盐业政策，总的方针依旧是国家垄断盐业，同时让利给商人，让商人帮助运输销售，利润一下子上升了。

　　在明代，朱元璋为了解决北方军粮供给问题，决定让商人帮助运粮，条件是允许商人销售食盐，商人见有利可图，争着替国家运粮。

　　食盐的功劳可真不小，几乎成了朝廷的救命草，每当国家面临财政危机、政治危机、军事危机，就拿出“食盐”这张底牌，扭转乾坤。

　　食盐挽救了朝廷的危机，救了朝廷，它的价值可就大了，非一般商品可比。所以，历代政府都很重视“食盐”事务，把它上升到政治的高度。

　　食盐只是很普通的商品，它的意义却那么不同寻常，就是因为其价值超出了一般商品的价值，不仅具有经济价值，还具有政治价值。

　　一个商品的价值既在于它本身，又超出它本身，价值的高低依赖于它满足需要的程度，一旦某个商品满足了政治上的某种需要，其价值可就非同一般了。

　　朝廷之所以重视食盐，归根结底，还在于大多数人都离不开食盐，当一种东西被多数人需要的时候，其价值必然就大。

　　食盐的价值，最终还取决于它本身。

　　食盐是历代朝廷的救命草

　　●赵志浩

　　商业是一项赚钱的事业。商业以赚钱为目的，无论是在传统社会，还是在现代社会，都是如此，商业的法则永远都是赚钱越多越好；不能够赚到钱，就是商业的失败。任何商业赚钱的手段都是：我满足你的需求，你付给我相应的报酬。所以，从商者往往竭尽全力寻求需求，需求就是商机，找到了需求，就找到了商机。

　　明代晋商，也就是明代的山西商人，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商机，那就是国家的需求。这个发现使晋商迅速发展壮大。

　　从辽宁镇到甘肃镇，明代北方的防御战线达五千多公里，平时驻军八十多万，配备马匹三十多万，如此阵容的军事部署，看起来非常有气魄，也非常壮观，但同时也意味着大量的军事开支，士兵要吃要穿，战马也是要吃草的。这就制造了一大批需求群体，那就是军事人员的需求。

　　军需物资创造商机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农民，他不喜欢商人，这对商人来说实在不是一个好事，因为皇帝的喜好几乎可以决定一个群体的命运，更何况朱元璋是个极其强势的君主，他不喜欢的东西，一定要消失在他的视线里。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朱元璋可以忽视商人这股力量的存在，也不意味着他根本不需要商人，皇帝是需要各种力量巩固自己的权威和统治的。

　　明代开国的时候，并没有实现全国的统一，元朝旧部仍然活跃在北部和东北部一代，为了抵御这些势力的反扑和进犯，朱元璋和他的子孙采取种种措施，例如，在北方设九镇(也就是设置九个边防区)、修长城、招抚、赏赐等等手段。从辽宁镇到甘肃镇，明代北方的防御线路达五千多公里，平时平均驻军八十多万，配备马匹三十多万，如此阵容的军事部署，看起来非常有气魄，也非常壮观，但同时也意味着大量的军事开支，士兵要吃要穿，战马也是要吃东西的。这就制造了一大批需求群体，那就是军事人员的需求。

　　北方九镇的军事长线，逐渐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军事消费区，按理说，消费物资的来源要由国家直接配送，但是明代刚开国的时候，力量很是有限，那可怎么办呢？运输军需物资的任务，迫在眉睫，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明代国家想尽各种办法，其中也想到了利用商人运粮，因为不但当时的行政力量有限，而且行政人员的效率是可想而知的，其中的贪污腐败、营私舞弊也是时有发生。而商人就不同了，商人的目的就是赚钱，只要有利可图，商人们任何事都可以去做，任何条件都可能接纳，而且为了赚到利润，商人们会不惜代价，更不必说是发挥聪明才智和吃苦耐劳了。

　　商人的这个特点，正好可以为国家利用，但是，利用商人，就要给商人以利润上的好处，没有利润，商人们是不会涉足的；别说是商人，任何人你不给他好处，他都不会听你调令，就像不给军队将士吃穿报酬，他们就不会替国家打仗卖命一样。这个道理，谁都明白，但是明代国家解决军队的开支，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了，哪还有那么多的钱财再给商人呢？明代开国之初奉行“初生之鸟不可拔其羽”的政策，反对过于压榨农民，因为朱元璋就是个农民，他也知道压榨得过火了，农民是要造反的。这样的话，国家的税收供应给行政和军事人员的日常开支之后，剩余不会太多了，现在又要付给商人钱财，何其难也。

　　洪武三年，山西行省奏请朱元璋，说是让商人运米，然后给商人一张盐引，相当于一张支票，商人可以拿着这张支票，到指定地点领取食盐，自行销售。朱元璋高兴地批准了，因为，为北方军事区运粮的问题解决了。

　　通过食盐专卖控制商人

　　这个时候，作为国家，就要动用自身的优势了，国家总会想出办法找到财力源泉的，因为国家是一个强制性的力量，也是一个可以控制全国资源的力量，在这方面，无论哪个集团和势力，都不能与国家相比。明代国家不但控制了农业税，还直接控制着部分商品的专卖权，而且国家控制的专卖品都是一些很重要的商品，这些商品或者很值钱，或者每个民众都需要，这样的话，国家就能赚到很多钱。比方说，其中的一项专卖品就是食盐，食盐处于百味之首，任何调料都比不上食盐的味道，一道蔬菜可以离开其他味道，但是离不开食盐，如果一道菜缺少食盐，其味道可能就大打折扣，食盐看似普通，其实不可或缺，每个人每天都要吃盐的，那么，食盐这个商品的利润就很持续，所以，历代王朝都很注重对食盐商品的垄断和专卖，明代当然也不例外。

　　国家只要控制了像食盐这样的商品，就有了源源不断的收入，国家可以用食盐专卖的利润，补偿商人运粮的付出。可是，那也太麻烦了，不如直接把食盐的专卖权让渡给商人，然后让商人自己去销售，这就等于国家把自己拥有的专卖权卖给了商人，国家获得的补偿是让商人替自己运粮，你给我运粮，我给你一些销售食盐的权力，销售食盐赚得的利润归你，如此一来，国家又节省了销售食盐的劳动和成本，商人不仅给国家运粮，还帮助国家销售食盐，真是一举两得。

　　洪武三年，山西行省奏请朱元璋，说是让商人运米，然后给商人一张盐引，相当于一张支票，商人可以拿着这张支票，到指定地点领取食盐，自行销售。朱元璋感到这个主意不错，并且对此很感兴趣，当场同意了这个奏请。作为商人，为了赚取利润，他们会瞄准所有的需求群体，无孔不入，面对国家军队这个强大的需求群，当然不会轻易放过，听到运粮换取盐引的消息，商人们争着去抢这桩生意，惟恐落后。国家运粮的困难解决了，商人盈利的目的达到了，国家和商人发挥了各自的优势，相得益彰，“合作”得很默契。

　　山西商人抓住国家需求这个商机，尽心尽力为国家运输军需物资，迅速崛起，可以说，当你需求对方的时候，你必须首先满足对方的需求，商人满足了国家的需求，国家也同时满足了商人的需求，他们之间达成默契与“合作”，是在满足相互需求的基础上达成的。作为商人，主要的目的是赚钱，不管是通过什么方式，也不管是赚到谁的钱，只要是赚钱，就是实现了自身的目的，赚到了钱财，就实现了商人自身的“善”，商人判断善恶的标准是能否赚到钱，赚到钱，就是“善”，不赚钱或者赔了本，就是“恶”。而国家判断善恶的标准，是能否维护自身的统治，天下大治就是“善”，天下大乱就是“恶”。

　　山西商人的成功崛起，是帮助国家实现军事目的的结果，也是满足了国家军事需求的结果。同时，国家的军事需求成就了山西商人，国家的需求造就了山西商人。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十分瞧不起汉人，所以汉人要推翻它，重建朝代，明代属于汉人建立的朝代，应该说是受到汉人拥护的朝代，推翻元朝，建立明朝，是国家出面完成的，维护明朝的安危，也需要国家出面来完成。可是，国家作为共同体，是由不同的人员构成的，它要完成抵御蒙古族的任务，还需要不同群体的支持，不但需要农民，获得农业税，还需要利用商人，运输和销售商品。抵御蒙古族的侵犯，实际上是由全体汉人共同完成的，国家出头露面，只不过起到组织和动员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借助了商人的力量，也培植了一批新的商人，比如一些大盐商。

　　大商人的出现，是由国家军事需要造成的，军事需要带动了商业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还促进了商业的繁荣，这就像我们现在需要拉动内需来促进经济发展一样，明代抵御蒙古族的军事需要促进了当时商业的发展，没有需要，就不会有发展，战争消耗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同时也迫使人们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只要有需要，人类就会创造，就会创造满足这种需要的各种手段，这是人类聪明于其他动物的地方。美国的军火商明明是制造杀人武器的商人，可是为了他们自身经济的发展，也为了他们自身的军事安全，国家允许并支持军火商的存在，军火商也是国家需要的产物，是国家主动培植的大商人。

　　明代国家为了抵御和打击蒙古族的势力，配置了一大批运输粮食的商人，这批商人长期从事长距离运输，这批运输商同时也成了盐商，长期从事长距离贩卖。由于食盐这个商品的特殊性，盐商当然会获利，并且获利丰厚。按理说，历代王朝对商人是很憎恶的，是处处打击商人的，国家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让利给那些商人的。国家没有那么多的力量运输粮草，不得不利用商人的力量，这说明在国家力量薄弱的时期或地带，商人才有活动的空间，国家力量不及处，为商人的产生、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通道，提供了一个空间，提供了一个机会，其实也就是提供一个机遇。对于山西商人来说，那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山西商人紧紧抓住了它，迅速地崛起了。

　　山西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山西处于北方九镇的链条上：北面，就是蒙古族强敌；南方，是大明的控制范围，是大明王朝向九镇运粮的必经之地。又有元代残余势力的窥伺，朝廷迫切需要利用商业来维护北方的和平稳定。这也是明代政府离不开山西商人的重要原因。

　　天时地利人和成就晋商

　　为什么山西商人能够首先抓住这个机遇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山西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山西处于北方九镇的链条上：北面，就是蒙古族强敌；南方，是大明的控制范围，是大明王朝向九镇运粮的必经之地。处于这个位置上，既有利于连接大明王朝的政治势力，也有利于连接北方九镇，地理位置真是太重要了，没有这样的地理位置，无论如何也是不行的，山西商人的崛起与他们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是分不开的。

　　明代的第三位皇帝朱棣，为了避开南京那块令他不安的皇城，在自己的地盘——北京另建皇城，最终迁都北京。这样，明朝的皇族政治势力也就迁移到了北京。如此情况下，山西的地理位置就更加得宠了，离北京这么近，又与本来就临近的北方九镇早就混熟了，一边是明代的政治中心，一边是敌方的活跃地带，再也没有这样的地理位置更有利于商人了，商人往往不是需要和平的环境，而是需要矛盾，在矛盾中寻找商机，在矛盾中寻求对自身有利的机会。在和平的环境中，历朝历代往往要打压和控制商人，一旦有了敌对势力的存在，朝廷才会想起商业的重要性，商人就有机可乘了，这就是商机。

　　不管你说那是商人的聪明，或者说那是商人的狡猾，甚至你说商人发国难财也罢，商人就是以盈利为最终目的，这是一个法则。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用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从这方面来说，元朝残余实际上是帮助了山西商人，帮助了山西商人的崛起，不单单是明王朝帮助了商人，同时蒙古族势力也帮助了山西商人。山西商人的崛起是各种势力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不仅仅是一种因素的结果。所以，山西商人并不十分痛恨蒙古人，相反，他们还要感谢蒙古人。山西商人是不排斥蒙古族势力的，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敌对的势力，才能够维持自身的存在，才能够使明代政府离不开山西商人。

　　商人是一股拥有强大渗透力的势力，他们可以渗透到不同的政治势力之间，他们没有强烈的政治偏见，只有利润上的考量，他们可以和政府做生意，也可以和敌人做生意，商人是一支十分活跃且易通融的力量。商人既可以被国家利用，也可以被敌方利用，在这方面，商人是名副其实的两面派，所以我们总是说商人具有两面性，这话道出了商人的本质。在赚钱这件事上，商人和各种势力之间，都是一团和气，“人和”是商人最优秀的品质。

　　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最关键的因素，山西商人都拥有了，怎么会不成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