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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实是一大奇迹，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有“欲穷清史，先问晋商”之说。对于晋商文化的研究与展示则如晋商之富有，各种研究著作、影视作品应有尽有、层出不穷。他们或惊异于晋商的金银满窖、辉煌绚烂，或钦佩于晋商的虑远智深、见识超群，或悲叹其盛极而衰、苍凉如斯！在这些作品里，晋商宛如穿越时空的惊叹号，既令人称奇，又令人扼腕！然历史毕竟不是想象或情感，在其蜿蜒曲折的行程中，我们更需要理性的沉思。拭去浮华，我们该问晋商的灵魂是什么？拂去喧嚣，我们应知晋商研究之何所谓。近由薛勇民先生等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走向晋商文化的深处——晋商伦理的当代阐释》，我认为是晋商研究的力作，它带着清明沉静的理性直追晋商的核心精神，带着忧患现实的意识叩问晋商还能为我们当下提供什么。这为晋商的研究打开了新局面。

一、从伦理角度切入，抓住了晋商精神之魂。

晋商作为事实是历史的产物，它产生、发展、成熟、衰落于传统宗法社会，它受这个社会大背景的滋养，也受其桎梏。传统社会是一个宗法社会，宗法社会最大的特点在于其宗法伦理，其伦理如一密织之网笼罩着社会的各个方面，政治、经济、文化、法律、民俗无不浸透着伦理精神。梁漱溟先生曾说中国社会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这话可谓一语中的。作为传统社会孕育出来的奇葩——晋商也不例外，它必然受这种精神的滋养，或者说它就是这种精神文化大树的一条枝干。否认这一事实，便是对历史真实的游离。本书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方法，从自然因素、文化基础、社会条件及内在根源等方面分析了晋商伦理的形成条件，认为晋商伦理的基本特征是“吃苦敬业”、“诚实守信”、“义在利先”、“尊才重德”、“修身正己”等。这恰是注意到了晋商文化背后的社会大背景，对其作实事求是的历史分析。

有人或许疑问，晋商的伦理精神不正与儒家的伦理精神相通吗？确实如此，它正是在儒家伦理精神的孕育下而成长起来的商业文化现象。它求利而不害义，主张义利相通。但是，很多著作恰是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而忽视了这个最大的事实。

二、言古以征今，有补于当下。

先贤有言“善言古者必有征于今”，善学者，不怨天尤人，不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以史为鉴，以明今之是非，裨益当世。晋商伦理中蕴涵着深刻的议题，那就是义和利的关系。在对儒家伦理精神的理解中，我们天然地把其理解为道德至上主义者，所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何必曰利”、“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见其功”，是典型的代表。这很容易让人误解为儒家只重义、羞言利，其实儒家所反对的只是个人私利，反对为了私利而破坏道德和秩序的行为。公利，儒家是不反对的，而且正是他们所谓的“义”。义利相通从一定意义上讲即是——大利就是义，大义就是利。

晋商正是秉承这样的精神，成就了其前无古人的壮举。他们义心而利举、公心而私行，至少不害义以取利，这从另一个角度发扬了儒家的义利观，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晋商的伦理精神表明:求利不一定害义，害义不一定得利；相反，笃义求利反而更能获利。义、利虽是传统的词汇，但其所隐含的实质仍是当下的，即市场与道德的关系。正如书中所描述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旧有的人伦约束在一定意义上已经失效，新型的契约伦理尚未发育完善，在利益和现实功用的驱动下不少社会成员变得利欲熏心、唯利是图，为了获取利润他们可以无视产品的质量安全，忽视员工的身心健康……甚至坑蒙拐骗。”在此基础上，作者以史为鉴，指出晋商可以提供给我们的历史遗产:它有助于形成科学的义利观，提升“以义制利”的道德自觉；有助于商业主体培养“诚实守信”的伦理精神；有助于商业资本形成“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有助于建立道德约束机制等。认为当前的市场经济在理念上应走出“企业非道德神话”，注重道德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当然，本书对晋商也不是一味颂扬，更不是泥古不化，而是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晋商伦理精神的当代价值后，也分析了其局限性，如认为传统信义理念降低了晋商商业经营的安全性，愚忠思想削弱了晋商的风险抵御能力，传统旧观念影响了晋商的决断力等。

虽然本书或多或少有一些缺陷，如本书某些篇章描述性语言过多而分析性理论较少等。但瑕不掩瑜，总体上来说，本书力求突出哲学价值理性的沉思与分析，揭示了晋商伦理文化的内核与现实意义，是一部集学术性、理论性、实证性和可读性为一体的晋商伦理专业著作。

(来源:人民政协网)